尤特罗庇乌斯的生平和著作
——《罗马国史大纲》中译本序
尤特罗庇乌斯（Eutropius）活跃于四世纪下半叶，时值罗马帝国晚期，他的生平和很多古代作家的生平一样，后人知之甚少。他主要是作为一部简短的史书作者而为后世所记取的，这部史书就是《罗马国史大纲》。在这部史书中，尤特罗庇乌斯在两个地方约略提到了自己，从中我们可以推知，他曾经在363年陪伴罗马皇帝、叛教者尤利安（Julianus）远征波斯，并且在瓦伦斯（Vallens）治下担任机要秘书（Magister memoriae），撰就罗马国史，并将之敬献给自己的恩主瓦伦斯。这可能是他留给后人的全部生平资讯。我们要留意切勿把他与另一个同名字的人混淆，二者几乎是同代人，后者是个太监，不学无术，在皇帝阿卡狄乌斯（Arcadius）的宫廷里担任参议，是个深谙谄媚之道的邪恶政客，在399年爬上了执政官的高位，尽管执政官这一职位早在奥古斯都大帝时代就成了帝国的摆设。他遭到了帝国晚期诗人克劳狄安（Claudius Claudianus）的严酷讽刺。在汉语学界唯一一部比较详审的古罗马文学史中，我们可以赫然看到这个太监的踪迹，而我们正在谈论的史家却籍籍无名，由此可知其身后声名之寂寞（王焕生，《古罗马文学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第482页，比较第492页首句）。
关于尤特罗庇乌斯的生平，其他古代文献也能觅到一鳞半爪的踪影。比如，科狄努斯（Georgius Codinus）的《君士坦丁堡建城记》（De originibus Constantinopolitanis）记载，尤特罗庇乌斯担任过君士坦丁大帝的国务秘书。中古时期的《苏达辞书》在提到他的时候，称其是“意大利著名作家”，这似乎暗示了他的出生地是意大利，但也可能是指他用拉丁文写作。他的名字看起来更有希腊的痕迹，因此也有人把他认作是希腊人。根据苏马库斯（Symmachus），他是奥索尼乌斯（Ausonius）的同乡，出生在波尔多，他因此还被后人写进了法国文学史中。
关于他的学识和信仰背景，有人根据金纳狄乌斯（Gennadius）的说法认为他是奥古斯丁的追随者，是个基督徒，可是，奥古斯丁的生活与讲道的时间是在四世纪与五世纪之交的年代，那时候，尤特罗庇乌斯要么早已不在人世，要么到了垂垂老矣的年岁了。他在记述皇帝尤利安生平事迹的时候，用了“religionis Christianae nimius insectator”（非常严酷的基督教迫害者）这样的字眼，有人也曾经从此中的严厉措辞推断他的基督徒身份。这显然有失轻率。尤特罗庇乌斯的史撰更多地属于塔西陀所使用的“不怒不苦”（sine ira et studio）的笔法，他在洗练的文字中隐去了个人的爱憎和喜恶，在这一点，他与六世纪拜占庭史家普洛科皮乌斯（Procopius）大相径庭，后者在查士丁尼大帝的基督教化了的宫廷中担任高官，但骨子里确是个复古的罗马人和异教徒，服膺古罗马的政治文明与古希腊的思想道统，然而，查士丁尼大帝偏偏毁灭了普洛科皮乌斯的心爱之物，架空了元老院，并关闭了雅典学园，承载古代遗产的这两个制度化的顶梁柱也就不存在了，这在普洛科皮乌斯看来，简直就是断了古代道统的命脉，遂对查士丁尼恨之入骨，他的《秘史》对查士丁尼统治集团的攻击和谩骂可谓肆意疯狂，文字的雅驯早已置之脑后。相比之下，尤特洛庇乌斯似乎既没什么怀恨，也没有什么偏爱，文笔温婉从容，从中实在很难分辨他究竟是个异教徒还是一个基督徒。与其揣摩他的文字，不如看他的行动：他毕竟曾经陪伴尤利安远征东方，这或许更有说服力地表明了他的异教徒身份。不过，这些推断内容本身以及推断方法都没有什么太深的意义，和查士丁（Justin）这类古代作家一样，他留给我们后人的只有一个名字和属于这个名字的一部书，后人著文需要引证这些人的著述的时候，大都只是写下他们的名字，名字后面再注明他们的著作的章节，而书名则被略去。——对于他们而言，人和书就是这样合为一体的。写到这里，笔者提请读者注意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后人对古代史家的生平大都知之甚少，史家的传记非常罕见，即便是修昔底德、瓦罗、李维、塔西陀、撒路斯特这些历史著作史上的巨人，也没有人给他们立传，相比之下，哲人、诗人、演说家、诡辩家、修辞学家等等这类无关国家政事痛痒之辈反而多有传记传下来，当然，最多的还是帝王将相的传记了。在传记文学十分繁盛的古代西洋世界，史家声名为何像教堂后面的守墓人一般如此寂寞不堪，实在是值得深思的事情。
瓦伦斯在364年登基，尤特罗庇乌斯任朝中的机要秘书，在此期间，他撰写了《罗马国史大纲》（Breviarium Historiae Romanae，以下简称BHR），共十卷，从罗马建城写到瓦伦斯的上一任卓维安之死。按照瓦罗的纪年法，全程时间跨度为1118年（BHR 10.18）。关于瓦伦斯治下的帝国状况，尤特罗庇乌斯没有再写下去。古代史家大都津津乐道于当代史，因为他们大都身兼军政要员，堪称当代史的旁观者、参与者，甚至是主宰者和创造者，免不了以生花妙笔对自己身在其中的千秋功业极尽描画之能事；事实上，在古代历史著作中，最令读者心驰神往的往往都是“当代史”部分，修昔底德、波利比乌斯、塔西陀、约瑟夫斯堪称典范中的典范。尤特罗庇乌斯却对当代史保持沉默，令人称奇。他曾经陪伴皇帝尤利安远征亚洲，这也算得上一件的大事情了，但是对此他只留下了一句话：“尤利安执掌了国家大权，他以装备精良的部队向帕提亚人发动了战争，那场远征我也参加了”（Hinc Iulianus rerum potitus est ingentique apparatu Parthis intulit bellum, cui expeditioni ego quoque interfui. BHR 10.16）。这和波利比乌斯大肆渲染自己陪伴罗马大将军西比阿远征迦太基判然有别。尤特罗庇乌斯对自己的沉默略有解释，在史书最后，他写道：“由于现在，文已行至既名扬四海又受人崇敬的陛下您的时代了，臣将就此搁笔，因为这些余下的历史当以更为优秀的文笔书写下来，臣现在将它们搁置在旁，并非弃之不顾，而是留待学识长进到能写这段历史为止”（BHR 10.18）。作者所谓的“更为优秀的文笔”（stilo maiore）云云自然是谦词了；至于他后来是否有续写篇章传下来，由于古代晚期的历史动荡与文明浩劫，我们也不得而知了。能够确知的是，热心罗马传统的查理大帝曾经命保罗（Paulus Diaconus，因“Diaconus”有“教会执事”的意思，此人故又称“执事保罗”）续写《罗马国史大纲》，这个保罗就是编订过奥古斯都时期的释放奴隶、大学者维里乌斯（Marcus Verrius Flaccus）的《辞疏》的古典学家（王焕生，《古罗马文学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第334、511页）。保罗不仅把尤特罗庇乌斯的大纲续写到查士丁尼时代，而且在尤特洛庇乌斯的基础上，把原有的十卷书也逐一扩充，成为一部更加丰满的通史。由于出自查理曼大帝的受命，这部罗马通史似乎隐含着辩护查理大帝秉承罗马正统的历史含义。这一点，却是为尤特罗庇乌斯所始料未及的。不过，他当初撰写这部简短的通史大纲的时候，心里想的未必不是为帝国的政治统绪理出一条脉络，以示后来的继承者。自从哲人王、《沉思录》的作者去世之后，帝国的皇冠和权柄就彻底沦落为一代又一代暴君、寡头与军阀武夫手中的玩物，甚至开始出现蛮族人闯进罗马城当皇帝的令世人惊讶的大变局（BHR 9, 8.18-19），这些皇帝大都野性十足、不学无术，对罗马的起源和历史知之甚少，尤特罗庇乌斯以简练文风撰国史大纲，并题献给瓦伦斯皇帝，其私藏以国史教育君主之大心愿也未可知。在他的史书中，尤其是后半部分对帝国时期诸皇帝的生平记述中，我们可以频频读到某位皇帝好希腊哲学、某位皇帝对拉丁文学了然于胸、某位皇帝对文学常识一无所知等等这类文字，看来皇帝们的文化素质确是一件让尤特罗庇乌斯忧心忡忡的事情。顺便补充的是，在执事保罗续写尤特罗庇乌斯以后，11世纪的史家兰道福斯（Landolfus Sagax）在保罗的基础上，又扩充了这部通史，并续写到亚美尼亚的利奥（Leo the Armenian）治下（813-820年），以《杂史》（Historia miscella）为标题传世，此时距尤特罗庇乌斯撰写大纲已有600年之久了。
《罗马国史大纲》问世之初（约略370年）就被佩安尼乌斯（Paeanius）翻译成了希腊文（约略380年），这个版本现今保存完好；在六世纪的时候吕修斯的卡比托（Capito Lycius）将这部国史大纲再度译成希腊文。把拉丁语文献翻译成希腊语，这一举动看似奇怪，但却在情理之中。古代史家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发表过一篇富有见地的文章，题目是“希腊人的缺失”（“The Fault of the Greeks”, Daedalus, Vol. 104, No. 2, Wisdom, Revelation, and Doubt: Perspectives on the First Millennium B.C., Spring, 1975, pp. 9-19.中译文见林国华、王恒【主编】，《古希腊的傲慢与偏见》，《海国图志》学刊第6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文章认为，古典世界的三大语言包括希腊语、拉丁语和犹太人的希伯来语。希腊语是亚历山大大帝之后的希腊化世界通用的语言，“犹太人和罗马人为了从自己的孤立处境中脱身出来并为希腊化王国的上流社会所接受而不得不学习希腊语，但是很少有希腊人去学习拉丁语和希伯来语。”希腊人倾向于“拒绝让自己深入涉及外国的思想方式，他们从来没有学习拉丁语或希伯莱语的好奇心。”这是希腊人对待异邦文明的常备姿态，它起源于荷马时代。蒙森甚至不无夸张地说，《伊里亚特》和《奥德塞》堪称“民族主义的希腊世界的圣经”（特奥多尔•蒙森，《罗马史》，第三卷，李稼年译，商务印书馆，2005，第413-414页）。荷马认为特洛伊人说希腊语是否正确，这根本不值得讨论。莫米利亚诺正确地看到，荷马史诗对欧罗巴与亚细亚之间的民族战争，预设了一种单一语言（monolingualism）的理解方式，这一点对后世影响最巨，可谓“欧洲中心论”的源头。“就描述和界定外邦人的习俗的能力而言，希腊人在古代是独一无二的。”众所周知，希罗多德最早奠基了“民族志”的研究，尽管他研究万民风俗制度的《历史》仍然以“文明的希腊人vs. 野蛮的土著人”的格式编排，但是，他是一个随时准备宣布“野蛮人的习惯比希腊人的习惯更优越”的学者。“这样一种对异邦文明的评判是冷静的，最终还是自信的。没有什么诱惑使希腊人屈从于它们。”遗憾的是，希腊先贤们冷静和自信到了后来逐渐演变成希腊知识阶层的傲慢、刚愎和短视。在亚历山大之前，没有任何征象表明希腊人对犹太人有所了解，而他们对罗马人的认识也只局限于少数传说。大约公元前280-270年，罗马人对皮洛士的胜利给希腊人留下深刻印象，曾经促使蒂迈欧（Timaeus）这个居住在雅典的西西里侨民就罗马人的历史与制度进行了广泛写作。“但是当其惊奇耗尽之时，希腊人就不再更进一步，在公元前第三个世纪，希腊学者没有对犹太人或罗马人的历史进行过任何具体研究。”当罗马人在公元前三世纪末有效地摧毁迦太基的势力，成为西地中海的最大霸权时，仍然没有任何独立的希腊历史学家认为有必要对罗马人的胜利做出解释，只有迦太基的历史学家和业已掌握希腊语并把罗马人的事例展现给希腊读者的罗马历史学家撰写过罗马人的事迹。“除了极少例外，希腊人仍然傲慢地仅仅使用一种语言【即希腊语】，并长此以往达数世纪。他们不喜欢用土著人的语言与土著人进行交谈。他们既不熟悉拉丁文学也不熟悉犹太文学。不存在把外国书籍翻译成希腊文的传统……甚至在罗马人成为希腊世界的主人之后，一切可以获得的证据都指向这一结论：罗马人说希腊语，然而希腊人不说拉丁语。” 随着罗马国势的不断扩大以及希腊政治文明的不断衰微，尤其是164年希腊文明最后的堡垒科林斯被罗马攻陷，希腊人的傲慢被彻底粉碎，罗马毫无争议地成为欧罗巴的新主人，希腊语与拉丁文的优越性的位置关系随即发生了根本颠转。希腊知识阶层学习希腊语的人渐渐多了，一些拉丁语书籍的希腊文译本也开始出现，尤特罗庇乌斯的《罗马国史大纲》的希腊语译本可能就是在此背景下出现的。学习罗马历史与典籍，成了希腊知识阶层逃不掉的命运，遗憾的是，一切都晚了。此时的希腊人学习拉丁语，与当初的罗马人学习希腊语，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当初的罗马人学习希腊语是为了做希腊人的主人，现在的希腊人学习拉丁语只不过是为了做好罗马人的臣民；前者宛若旭日之初生，后者却已经落入暮气笼罩的残阳之中了（蒙森的《罗马史》中译本第三卷最后一章“论文学与艺术”对早期罗马统治阶层学习希腊文史典籍的热情做出了才华横溢的政治解释，非常值得参考，若与前述莫米利亚诺的论文“希腊人的缺失”对照研读，必得更多教益）。在这个杂糅着兴盛与衰亡、恢弘与伤感的文明势力流转迁徙的大背景下，当我们再来看尤特罗庇乌斯这部区区六万言的《罗马国史大纲》及其希腊文译本的时候，恐怕都不得不收起我们自以为是的轻蔑眼光吧！
佩安尼乌斯和卡比托的两个希腊文译本收录在19世纪德国古典学家、“普鲁士学派”领军人物德罗伊曾（H. Droysen）校订的本子里 (Eutropi Breviarium ab urbe condita cum versionibus graecis et Pauli Landolfique additamentis,1879)，这是目前最权威的本子，被录入著名的MGH，即“日耳曼史料集成”（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该文库目前可以检索到电子版，尤特罗庇乌斯位于该集成中的首部文献“史部”之中），德罗伊曾撰写的导言有很大参考价值。值得一提的是，“普鲁士学派”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书斋学派，而是拥有强烈政治野心的历史学派，他们以黑格尔为思想教父，对德意志政治史走向产生过深刻作用。德罗伊曾本人认为希腊理应遭受它的噩运，因为它没有能力取得统一。他的学术研究深受俾斯麦赏识（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256-265页。关于普鲁士历史学派的一般情况，亦可参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孙秉莹、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96，下卷，第三分册，第280-307页）。
《罗马国史大纲》一共有十卷，可分成两部分，与罗马国史的笼统的两个分期相呼应，亦即前六卷讲到共和结束，后面四卷讲帝国时期。笔者撮其要领，制定了一个目录，以方便读者概观尤特罗庇乌斯眼中主宰罗马国史走向的大事记。
第一卷：罗慕路斯建城，王政时期，共和早期到高卢人劫掠罗马（前754-390年）
国父们的文武之道——高傲者塔克文被逐——执政官制度之创立——第一任独裁官的发明——平民暴动与护民官的发明——与沃尔西人开战——科利尔兰努斯被逐，与祖国为敌——费边家族大战维伊人——第一次人口普查——辛辛纳图斯出任独裁官，十人团——与费德奈、维伊、沃尔西开战——高卢人攻陷罗马——卡米勒斯击杀高卢人并得到一次凯旋仪式
第二卷：征服意大利，皮洛士战争，第一次布匿战争（迄前241年）
军事护民官取代执政官——罗马开始扩张——执政官复辟——卡米勒斯赞——曼利乌斯•托夸图斯决斗高卢勇士，高卢人溃逃——人口普查——与萨谟奈人战——与皮洛士战——托勒密遣使——征服皮森特人和萨连汀人——第一次布匿战争
第三卷：第二次布匿战争（前218-101年）
托勒密谢绝罗马援助与安条克的战事，西西里王来罗马观看竞技——利古里亚战争，迦太基人欲重启战端——罗马全境和平——伊里利亚战争——高卢人入侵罗马，四万人被歼——第二次布匿战争（汉尼拔）
第四卷：西班牙、阿非利加以及东方的战事（前200-105年）
与马其顿王腓力的战事，弗拉米尼努斯经略希腊——与叙利亚王安条克的战事——福维斯胜埃托利亚人，汉尼拔之死——与珀尔修斯与杰提乌斯的战事——第三次布匿战争——托名腓力的暴动——亚该亚战争，夺取希腊名城科林斯——托名珀尔修斯的暴动——西班牙牧羊人维里亚图斯揭竿而起——西比阿•阿非利卡努斯再赴西班牙平叛——亚细亚王阿塔鲁斯殁，遗赠亚细亚于罗马——与亚利斯托尼库斯的战事——迦太基殖民地重建——与外高卢的战事——朱古达战争
第五卷：同盟战争，马略与苏拉（前91-78年）
罗马人被日耳曼人及高卢人败于罗纳河，马略应运而起，力挽狂澜——同盟战争，马略与苏拉中流砥柱——马略与苏拉的内战——米特里达梯战争爆发——内战的延续与结束
第六卷：恺撒与庞培（前101-44年）
马略的死党塞多留在西班牙开启战端，各地均有战火蔓延——比提尼亚王尼科米底斯亡故，遗赠其王国于罗马，米特里达梯战争的继续，斯巴达克斯角斗士暴动——剿平海盗，与米特里达梯战争的延续，米特里达梯亡——庞培收服提格拉尼斯，他在亚洲的经略——卡提林政变——庞培的凯旋仪式——恺撒的高卢战争——克拉苏败于帕提亚人——恺撒与庞培内战
第七卷：安东尼与乌大维，帝国早期到皇帝图密善的死亡（迄96年）
恺撒死后的罗马内战——三巨头，布鲁图斯与卡西乌斯之死——安东尼与屋大维瓜分帝国——与庞培的战争——阿格里帕的胜利，帕提亚人被征服——庞培殁，屋大维与安东尼的纷争，安东尼与克里奥帕特拉的政治联姻和他们灭亡，埃及并入罗马版图——屋大维袭奥古斯都名号，独揽王权，他的战事与成功——提比略的性格与事功——卡里古拉——克劳狄乌斯征服不列颠——尼禄——老迈的伽尔巴当政——平庸的奥托——维特利乌斯的暴政——韦斯帕芗紫袍加身，扩大帝国东部版图——提图斯的德性——图密善不得善终
第八卷：五位有道明君，塞维鲁家族（迄235年）
罗马得遇明君，开始步入鼎盛——涅尔瓦的公正无私——图拉真开拓帝国疆域，对他的德性的盛赞——哈德良对图拉真的嫉妒，放弃帝国，转而扶持文艺与和平——安东尼努斯•庇乌斯受人崇敬甚于受人畏怕——帝国首次出现二皇共治——马可•安东尼努斯热心哲学——康茂德——佩蒂纳克斯——近卫军首领尤利安篡位——第一位非洲裔皇帝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卡拉卡拉——军队哗变中的帝位——亚历山大•塞维鲁生性柔弱，他扶持法学家乌尔比安，他和母后的暴死
第九卷：军事寡头和他们的军营帝国，戴克里先的改革（迄305年）
马克西米努斯紫袍加身，他的暴死——三皇共治，之后戈尔狄安独揽大权，开启雅努斯神殿大门，东征亚洲，暴死——腓力父子兵变，称帝，主持罗马建城一千年庆典，暴死——德西乌斯父子先后称帝，平定高卢叛乱，他们的暴死——奥斯提利安努斯与沃鲁希安努斯父子共治，他们的暴死——埃米利阿努斯称帝，旋即暴死——李锡尼•瓦勒良称帝，被波斯人俘，客死，伽利埃努斯称帝，玩物丧志，帝位几度流转迁徙——克劳狄乌斯二世顺应众议登基，整治河山，无奈短命——克劳狄乌斯的弟弟昆提鲁斯继位，旋即被刺——奥勒利安把持帝国，收复河山，镇压罗马叛乱，被奴隶设计陷害，横死古道——塔西陀与弗洛里安努斯籍籍无名——普罗布斯继位，暴死——卡路斯继位，父子共治，不得善终——帝国各部叛军四起，戴克里先力挽狂澜，他的退隐
第十卷：君士坦丁大帝和他的继任者，一直到卓维安之死（364年）
君士坦提乌斯和伽勒利乌斯分治帝国，前者的美德——君士坦提乌斯之子君士坦丁在不列颠称帝，马克西米努斯之子马克森提乌斯在罗马称帝——四帝共治——马克西米努斯父子亡殁——君士坦丁败李锡尼，独揽帝权，他的残暴性格，他建君士坦丁堡城——帝国被瓜分——君士坦提乌斯独掌大权，他的暴死——维特拉尼奥的继位和逊位，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尤利安以恺撒的名分光复高卢，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亡，他的性格，尤利安继承大统——尤利安讨伐东方，他的阵亡和性格——卓维安受士兵拥戴称帝——兵败波斯，签订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乃罗马建城千余载之首例——卓维安之死，死因的推测，瓦伦斯继位，时值罗马建城第1118个年头
关于尤特罗庇乌斯撰写《罗马国史大纲》时的参考文献，按照学界一般的观点，前六卷参考了李维的罗马通史或者李维通史的摘要，这类摘要（Epitomae）在帝国时期的历史编撰事业中比较常见，在李维的权威史撰基础上做摘要更是风行一时，遗憾的是大多数作品都不传世，弗洛鲁斯（Florus）的“Epitomae”可能是唯一幸存下来的完整的李维通史摘要。奥古斯丁认为弗洛鲁斯的意图不是在撰写罗马的历史，而是颂扬罗马的事功（奥古斯丁，《上帝之城》，3.19，开篇）。这句判语可能也适用于尤特罗庇乌斯以及几乎所有的古代罗马史撰，甚至包括那些用希腊文写成的罗马史，比如波利比乌斯的通史。尤特罗庇乌斯没有使用“epitomae”这个词来做自己的标题，可能是因为后面四卷的内容来源有别于前面六卷。关于帝国时段的这四卷内容的大部分是在为历代皇帝绘制肖像，颇似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的《十二恺撒传》的体例，因而有学者断定尤特罗庇乌斯的参考文献就是《十二恺撒传》。也有人认为是一部已经佚失的罗马皇帝史撰，即学界统称的“埃蒙皇史”（Enmannsche Kaisergeschichte），这一点，我们的中译者已经有过叙述了。另外，这后四卷涉及到的罗马史部分，有一少部分乃是尤特罗庇乌斯身在其中的当代史，更是他本人亲身参与的历史（参第十卷），是用不着依据什么参考文献的，“摘要”一说也就不必谈起。综合以上考虑，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尤特罗庇乌斯为什么不采用通行的“epitomae”这个词来做自己史书的标题了。
不使用“epitomae”做书名，乃是因为书中记载有作者自己的亲身经验。从近现代史学界所谓的“史料”意义上来讲，这部《罗马国史大纲》的最大价值也仅在这一点。——尤特洛庇乌斯的史书简短平庸，但对帝国晚期的记叙弥补了其他有关帝国权威史家的空白（塔西陀之后最伟大的史家阿米阿努斯•马尔科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的31卷帝国史只传下来一半篇幅，他是尤特罗庇乌斯的同代人）。——这是近现代史学界对《罗马国史大纲》的正统意见。前引王焕生先生的《古罗马文学史》不见尤特罗庇乌斯的名字，苏俄大史家科瓦略夫的《古代罗马史》把尤特洛庇乌斯划进“第二流的晚期帝国时代的作家”，也算得上是高看他了（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王以铸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第573页）。值得深思的是，在科瓦略夫的“排名表”中，与尤特洛庇乌斯并列为晚期帝国二流作家的，赫然还有大名鼎鼎的奥罗修（Paulus Orosius, ca.375-418）。这位基督教拉丁教父受命于奥古斯丁，撰写了七卷《驳异教历史》（Historiarum adversum paganos libri VII），作为奥古斯丁《上帝之城》前十卷（“史学卷”）的补充，也是《上帝之城》政治神学整体思想的指南和参考。这是一部富有思辨性的历史著作，作者从世界起源开始一直写到当代，对异教历史展开尖锐批判，对救赎史介入世俗史这一崭新转折深入辨析和辩护，并提出了神性引领人性朝向不断进步的历史哲学或历史神学。从史撰体例来看，《驳异教历史》突破了古代希腊罗马“国史”和“断代史”的狭窄领域和局促视野，以普世的眼光（——这无异于以神的眼光）看历史，是“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的最早范本，这种史撰以“永恒进步”的神圣理念终结了异教徒的“永恒复归”的自然宇宙观，以庶民们的蓬勃朝气一扫暮气横秋的古代权贵，从此以后，人们发觉他们竟然可以挣脱血缘、种族、地域、民族、国家政体等等自然性的壁垒和循环，从匍匐了数千载的土地上站起来，眺望一个可以无限逼近的新世界，哪怕是虚幻的海市蜃楼。奥罗修在教父神学、古代史撰、古代历史哲学与政治神学中的地位非同小可，但却被科瓦略夫编入罗马晚期帝国二流作家之列，固然令人哑然，但也在情理之中，因为这位现代史学家的裁判标准只有“史料”二字。奥罗修《驳异教历史》可谓历史神学与政治神学的开山经典，但从“史料学”观之，简直一文不值。尤特罗庇乌斯在现代史学界之遭受冷遇甚至蔑视，正是这“史料学”在作怪。“史料”是近现代史学家史学生们的“上帝”，这种情况在德国尤甚。19世纪诸多德国大史学家（上达尼布尔、下迄蒙森）大都以“史料学”的眼光对待古代史撰，他们在撰写罗马史的时候，要对古代史料竭泽而渔，在此基础上做到有据可依，他们的野心是，未来研读罗马史的读者只要去看他们的作品就够了，至于李维、塔西陀之类的原始文献，可以完全忽略。正是这种对“史料”的极端崇尚，使得蒙森的五卷本《罗马史》无法按原计划完成，因为规划中的第五卷由于帝国晚期的“史料”极端残缺，以至于不能下笔撰写，而第四卷的内容，塔西陀的《编年史》已有清楚交待，不需要他再浪费笔墨了。为了搜寻帝国晚期的史料，蒙森中断“罗马史”的写作，转攻铭文整理，煌煌15卷（共36册）的《拉丁铭刻集成》（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终于横空问世。1885年，《罗马史》第五卷终于在《拉丁铭刻集成》的史料基础上诞生了（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同前，第764-774页）。近现代史学界这种以“史料”为核心的工作可谓繁难艰巨，非一般人所能为，其所取得的成绩也令人叹为观止，肃然起敬；然而，他们妄图使读者一劳永逸地抛弃原始文献的野心却并不可取。因为那样的话，我们这些卑微的读者固然获取了丰盛的史料，但在同时，也失掉了古代史书中那些永远不能用“史料”所权衡与裁断的东西，比如希罗多德的戏谑、修昔底德演讲辞中的政治学、塔西陀的不怒不苦、普洛科皮乌斯的大怒和大苦、约瑟夫斯“犹太人问题”的焦虑，甚至尤特洛庇乌斯撰《罗马国史大纲》以教化君主的心愿。——笔者相信，古代史家撰写历史除了给我们后人遗下“史料”之外，必定还有别的或隐或显的意图，作为他们的遗产继承人，我们不应该在任何“科学的”或者“学科的”借口之下放弃探索那些古老深远的意图。
前面提到，《罗马国史大纲》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记叙建城到共和末期（前六卷），第二部分专论帝国（后四卷）。正如我们的中译者也注意到的（参“译后记”），这两部分在内容上面差别很大：“前半部分尤特罗庇乌斯几乎都在描写战争，以期说明罗马是如何通过征服从一座小城‘拓展至整个世界的帝国’。……后半部分的皇史则侧重于对皇帝个人生平的简要概述，尤其着墨于帝王的个人秉性及他人对他的评价。”这种有趣的现象也出现在弗洛鲁斯的《摘要》（Epitomae）。在题为《李维<历史>七百年战争提要》的书中，弗洛鲁斯专注于共和时期的将近八十场大小战事，一直写倒奥古斯都时代雅努斯神殿大门关闭。也就是说，他对于帝国时期的战事保持缄默。王焕生先生用经典作家们的理论对此现象做了简单评述：“弗洛鲁斯对帝国时期的战争没有叙述，可能是因为他认为，以前进行战争的主体是人民，而在皇帝专制统治下，人民不起作用”（王焕生，《古罗马文学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第465页）。笔者认为，这种解释朴素、直接，没有过时，但是并没有把话说完。所谓“在皇帝专制统治下，人民不起作用”，接下来顺理成章的话或许就是“在皇帝专制统治下，皇帝起作用”。借用中世纪政治学术语，就是随着国家的政治身体与国王的自然身体合二为一，国王的生老病死、乃至一颦一笑这类十足个体性的偶然事件都足以动摇整个帝国的根基。从阴郁多疑的帝国第二代皇帝提比略开始，主宰帝国沉浮的不再是罗马元老院统治集团的稳健政策，而是罗马皇帝们的一己脾性，不是元老们的辩论和演说，而是皇帝们的胆汁和体液。这是君主独裁下的帝国通况，东西方概莫能外。在这种状况下，君主们的性格嗜好和道德品性就变得尤为关键了。这并不是说性格和德性在罗马共和时期就不重要了，至少普鲁塔克肯定是不会同意的。正如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所揭示的，古代政治的核心问题其实是“德性”，而不是“政策”。不管是民主制的雅典，还是共和制的罗马，政治家的德性堪称左右国家航船方向的灯塔，不管明亮还是昏昧。只不过这种情况在君主制国家中更为突出和关键，也更加容易让人生发希望和沦入绝望罢了（柏拉图与叙拉古两代暴君的交往简直就是目前这一论题最典型说明）。也正因此，君主的德性教育成为古代作家们最津津乐道的议题，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马基雅维利甚至更加晚近的民主时代，每一代有每一代的谈论方法和经典结晶，从柏拉图的“哲人王”、色诺芬的“居鲁士”，到西塞罗的“西比奥”、塔西陀和苏埃托尼乌斯的帝王肖像画，再到伊拉斯谟斯的“基督教君主”、马基雅维利的“博尔扎”、博林布鲁克的“爱国君主”、甚至美国儿童文学中的“汤姆•索亚”，直到卢梭的“爱弥尔”，可谓蔚为大观。罗马帝国时期的历史家之所以大规模地转向“传记文学”，为帝王描画肖像，实在是因为他们大都怀着或隐或显的政教意图。用希腊语写罗马古史的狄俄尼索斯（Dionysiusof Halicanasus）尝言：“历史就是用生平事迹进行教化的哲学”（History is philosophy teaching by examples）。这句话可谓是古代史撰的公理与精髓，尤其在传记史家创作出的人物肖像上面得到最优秀的体现。“Bild-ung”（型塑-教化）这个古老的日耳曼语汇用在这类史家的事业上是再合适不过了。为说明这一点，苏埃托尼乌斯是一个非常恰当的例子：在帝王传记中，他的《十二恺撒传》独领风骚，但在近现代“史料派”独大的局面下颇受冷遇，甚至被打入另册，然而，就是这部小书，在500年前竟然是马基雅维利撰写《君主论》时的案边参考。值得一提的是，和上面这两种极端立场相比，蒙森提出了另外一种观点，他认为奥古斯都之后的罗马并不是帝国，也不是君主专制，而是基于元首与元老院之间的一种均势，是旧体制中的贵族政治与恺撒的专制主义的妥协，至少在戴克里先新政以前是这个样子的。在这种体制下，罗马皇帝的残暴与怪癖，对于广袤无际的罗马世界所产生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同前，第772-773页）。蒙森主张，皇帝们的私人性格对帝国秩序几乎没有影响，这意味着，那些帝王传记的政治意义也应该相应地被弱化。蒙森的持论显得过于武断，以至于他不得不引入戴克里先来调和自己的主张。事实上，以戴克里先为界限，之前和之后的帝国体制框架也许有很大不同，但是，帝王的性格对这两种框架的冲击确是同样疯狂的，读几章塔西陀关于提比略的记述就足够了。霍布斯早年曾经逐字逐句评注过塔西陀对奥古斯都元首制初立时期的记述，或可拿来当作一份稳靠的参考以助我们得出审慎的结论。综上，对于尤特罗庇乌斯的《国史大纲》涉及帝王性格的后半部分，切不可轻率以待，而是应该将之置入“恺撒传”这个特殊的史撰体例中复原其原有的企图，归还其应得的名誉。只有这样，我们才算得上是合格的罗马史读者。
《罗马国史大纲》叙述了从罗慕路斯建城到瓦伦斯登基的1118年历史，这段历史正好相当于李维、塔西陀和阿米阿努斯•马尔科利努斯三位大史家合起来叙述的历史。李维的下迄共和末期的罗马通史《自建成以来》长达142卷，塔西陀接续李维，撰《历史》与《编年史》，止于涅尔瓦，至少有28卷，之后有阿米阿努斯•马尔科利努斯续写塔西陀，恰好到皇帝瓦伦斯止，共31卷。尤特罗庇乌斯着手的工作，相当于把长达200卷的内容浓缩进中译本只有6万字的小册子中，这听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依据李维——塔西陀——阿米阿努斯•马尔科利努斯的200卷罗马通史（实际上只有66卷和4卷残篇传世），逐句逐篇检审《罗马国史大纲》的编目和选材，并据此探查其意图，检讨其得失，这项工作虽然不无意义，但却没什么必要，恐怕也不是尤特罗庇乌斯的本意。不过，以笔者自己的浅薄经验来看，如果对罗马历史的一般史实有所了解之后，尤其是对罗马史的若干伟大读者（比如普鲁塔克、马基雅维利、孟德斯鸠、吉本、维柯、蒙森）有所涉猎之后，再来阅读这本短短的《罗马国史大纲》，拿正在读的与业已读到的互相印证，则必可获得别开生面的豁然体认。
最后，作为读者，笔者要向中译者谢品巍表示感谢。结识这位作风笃实的年轻人完全是偶然的，他对古典拉丁语言与典籍的热爱给我留下了真切的印象。尤特罗庇乌斯的这本小书在古代晚期和整个中古时段在帝国的东西部都被作为古典拉丁文通行教材，措辞平实易懂，文风简洁洗练，但这也意味着其中多有修辞方面的考究和安排，翻译工作虽然不算十分艰难，但很多地方也需要一再琢磨。译者每译完一卷，就把译稿连同拉丁文原稿一并传来给我看，经常是我还没看完，第二稿、第三稿接踵而至，其中修改的可能只是一两个字。在过去的一年里，参照原稿阅读译稿，成了我的固定功课。这部《罗马国史大纲》的读者们都会和我一样感谢中译者的辛勤劳动，他给了我们一个十分恰切的阅读罗马史的契机。
林国华
2011-03-15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