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著《日本、德意志民族性之比较的研究》出版于1930年。作者谓，论近代政治者，有日本为东方德意志之称。罗素也说日、德肖似，这很容易蹈德意志之覆辙。但这毕竟是同似现象，还须专门研究才行。潘光旦在美留学时，曾选修日本史和德国思想，“即觉二国之形似，底蕴甚深，”（引言）后来留心读书，凡涉德、日民族的，他都及时笔记，终于草成此书。潘光旦注意到了德、日民族心理的三个方面，即——服从心理、悲观哲学和自杀倾向。
服从心理
服从心理可以是多方面的，比如忠于领袖、组织，或者理想、运动，等等。而社会演进史，就是人类服从性的结果。但是不同的人群，其服从性之强弱有别。比如日本人的服从性，就远在华人之上。潘光旦引述谢晋青的话说，中国人在君主时代，人民见了皇帝，多有取而代之的思想，在日本就绝对不然。日本史上，充斥着人民拿自己的生命，供君主、藩主们任意牺牲、挥霍的事情。我们说，如果丢开民族仇怨暂时不谈，不得不承认，日本人较之华民更有一种简单直接的效忠性。
但是也不能不说，笼统地讲华人性质如何，这并不可靠，除非是情绪化。因为时代、地点、风气、教化等等因素，情况纷异，很难一概而论。比如汉朝人与唐朝人、与宋以后的中国人，在性格上、气质上简直是太不一样了，判若两人，而这与中国历史中的军政变迁就直接有关。正像很多历史学家论述过的，唐朝因为安史之乱，河北的民风，直到现在还残留有坏的影响，而这就是风俗的变化了。地域上也是如此，比如湖北、安徽、苏北的民性就不大好，不敦厚、凶暴、轻慢躁急、刻薄无礼。但是有的地方，情况就相对好一点，这些都是实在的事实。民国学人专门讨论过南人与北人的题目，正能说明问题。毕竟，中国虽然是一个国家，但并非是一个社会，这与日本没有可比性。日本作为岛国，和民族毕竟单一多了。像文学也是这样，鲁迅笔下写的就是绍兴国民性，胡适写差不多先生，就是徽州的民性，他们之间不能混淆。
潘光旦谈到，条顿民族本来就以通力合作著称，而日耳曼为尤尔。即此一端，便可见二日（日本、日耳曼）之相待性。日本民族之阶级思想，自古即甚发达。及中古时代，社会组织渐趋固定，卒成封建之制。当时的社会阶级凡六，曰王室、将军、藩主、武士、农民、商民、秽多非人。从12世纪到明治维新，800年间，国家大权操于将军、藩主之手，武士多为其家臣，尚忠节义勇，奉行武士道。农民备受藩主、武士之鞭策。阶级制度极为森严，这背后起主导作用的就是民族性，即服从心理。武士身先士卒，虽死无怨，是服从心理的榜样。农民终年劳作，重税徭役，生活如牛马，而安之若素，也是服从心理使然。
而且潘光旦重点指出，有人认为日本民族性中有叛逆的一面，殊失之武断。因为400年间，平民迫于生计，而有十余次暴动，且对象又是地头、奸商，从未针对将军、领主，怎么能说叛逆呢？可见，服从性才是根本。
明治维新以后，封建制度废，阶级分际也随之消灭。但是社会服从性是不会去除的，只是形式翻新了。将军、藩主与平民的关系，单纯化为“天皇与人民”的关系。武士道精神仍在日人血脉中，成为国家理想。而这就是自动的服从。
当然，日本学人对本国之服从性，多有辩护。后来，民族服从性发展为国家集权主义。美国东方学者腊笃瑞脱于其《日本之发展史》中说，集权主义之政治设施，本与旧日本之性质相应；及其加入19世纪国际竞争之场合，列强之争为太平洋之盟主，与争执中国商场之牛耳也，维日本能全神贯注以出之。
集权主义之经济、政治措施，必须有善于服从之国民，此唱彼和，乃克有济。潘光旦说，中国之革新事业之创始不后于日本，而成绩则瞠乎不可及者，国民中缺少良善之服从分子，容为重要原因之一。此论似不为无见。一国之中，既多“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之辈，则欲求分子间之调协与团结，已属甚难，遑论实际之集权运动与建设工作哉？潘光旦这番话虽然不差，但是如果更直接地说，就是华人做事的习惯不良，没有把做事情当成事业，所以既不细腻，也不精致，而缺乏耐心。
潘光旦说，欧洲中部是中世纪封建制度最发达的区域，为什么封建制在德、日独盛，很说明问题。从步骤上论，封建制之发达，第一为政治重心之消失，社会状况之紊乱，人民感觉自谋安全之必要。观德国旧小说《痴儿西木传》描写浊乱世界，正说明了一切。第二，人民自谋安全的方法，不外就当地较有力者归附之，效忠服役。较有势力者，在德国是日耳曼各族之零星首领或酋长，或者基督教僧侣；在日本则是藩主们，佛寺僧侣，或者地头蛇。第三，扰攘之余，归附的归附、兼并的兼并，卒成一多级政治、经济组织；而上下级身份与相互关系终止于君臣、主仆。第四，这种层级社会组织，名为统于一尊，实则中央权力有限，时或几等于零。藩主们互相争斗，于是武士阶级就起来了，其人生哲学即为武士道。在欧洲是骑士，在日本为浪人。
欧洲封建制最严密的是中欧，潘光旦认为，封建制虽播及全欧，然始终不失为日耳曼民族特征之一，只要是日耳曼人在场的地方，历史上封建制就发达。其二，封建制的末流是佃奴制，此制在英国最不发达，16世纪即无形消灭；在德国1883年还有。日耳曼民族为欧洲封建制之创始者，亦为佃奴制之保存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德国民族性中有着强烈的服从心理，与日本不谋而合，此品性特殊发达。由此看来，马哲讲封建社会，真是太自然了。
日耳曼民族中服从心理之强烈、且以服从为民族德操之中心要素，举世皆知，黑格尔学说即为纪律哲学。古罗马史家泰基图士早就讲过，日耳曼人为主人而活。为主人效命疆场，必先死之，成功了也不自居其功，而尽归功于主人——主人为胜利而战，臣仆为主人而战。由于民族服从性，正好现成地搞集权，所以集权主义必盛。德国一直是欧洲国家的集权主义老大，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德国发展最晚，但是速率惊人，就因为当局容易命令，不打折扣，所以效能高。奥格说，德国原为小企业家之乐土，后工商业组织严密、事权统一，小工业吸收成大工业，大工业相互之间团结谅解，减少无谓竞争。工业国家虽然都事权集中统一，但是与德国相比，无出其右。此其一。
其二为劳工之保障，或称社会保障，德国是渊源地。先后制定危险保障、疾病保障、衰老保障等等制度，这还是因为国民服从性久远、乖，所以领袖者易收提纲挈领之效。西方学者论德国，谓德意志最陈腐，然一经引用英国之方法，即精到、周密、神速，可与比拟之国家，唯东方之日本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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