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储安平的《中国人与英国人》，是详细比较中、英两国国民性的专文。他引E.Boutmy的话说：“使盎格鲁萨克逊人和其他种族时常交合、接触者，其影响莫过于侵略。”储安平认为，国民性与社会风气是致强或者积弱的原因。他说，中、英两国，社会风气与人民，无一相似。所谓英吉利典型。但是要论到中国人，首先得分类，也就是一个二分法——农民与知识分子，两者之差别很大。
储安平说，英国人最大的特点，是务实重行，他们很少幻想，不重视抽象理论，不尚辞令，不喜欢浮面的虚文。密切注视现实，力避好高骛远。简言之，就是各尽其职，实实在在、埋头工作。也就是实际。英国人治学严谨、刻实，脚踏实地，一句话，这个民族就是刻刻巴巴，做事情下得法，注意工作效率。对任何一件事，有始有终，一定要有结果。孜孜不倦，决不半途而废。人与人交往，开门见山、直来直去。舌辩政客，在英国土壤殊难立足。他们讨厌空谈，尤重数字，在实行中兑现希望，在实现希望中找到乐趣。因为沉默寡言，遂能集中精力于行动。平时热力充沛，潜藏坚韧；难时力挽狂澜，不为所撼。
储安平说，中国的农、工也是这样啊！除了工作，他们没有别的生活内容。乡村的公共事业，也能一呼百应，出心出力。所以，中国乡村有说做就做的优良传统；送人东西也是实实在在，绝不马虎。送猪是猪、送牛是牛。大多数老百姓务实克俭，长舌妇究是少数。就连乡绅喝茶，也是为接洽业务，多做善举。就连民众闲时娱乐，也是实实在在。
但是这种务实重行的性格，在中国的知识阶层中却是极度缺乏。可见，储安平把批评直接指向了中国知识人。中国的失败，是中国知识人的失败，我们说学人不力，怎么可以逃呢？简言之，中国的历史传统，是文人的统治局面太厉害，而文人乃是语文训练的，所以尚虚浮，因为语文是最浮面的了。中国知识人的素质，就是语文素质。过去中国有很好的人民，但是没有好的组织、动员和引导，所以社会资源不能利用，这是与英国的差距。形象的说，英国是八量可以榨出一斤半，而中国八斤未见得榨得出八量。所以德国骗子黑格尔说，中国人不了解自己的知识资源。
储安平说，方今中国知识人特好虚文，喜欢抽象理论，正与英人相反。说白了，中国知识人就是语文性根，如我们屡屡说起的。所以严格来正名，不应该说知识人、中国知识人，而应该称语文人、中国语文人。因为知识应该是论文的，而不是语文的。中国的论文也是语文化的。所以我们说应该称中国语文人，是语文分子，而不是知识分子，这是言顺、思顺的关键玄机——语文≠知识。
储安平说，在中国，一切会议、宣言、演说、就职仪式，等等，不是承诺，仅是场面，而又不可免。实际施政，与公布的蓝图相去甚远，或者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而书面设计之精，又足可见华人之智慧，只是不能兑现罢了。每有讨论，必致激动，而绝无结果。储安平称，中国的知识阶级（为了正名精确，我们转称之为语文阶级），总体上有言无行，而时、财去矣，民生敝矣！中国人在抽象上耗费掉的生命力太多了，结果只是各种理论、口号、标语、宣言、计划、报告、教规、条文、守则、演说、座谈，等等，流行于社会而已。表面上全社会蓬蓬勃勃，实际上只是一股空气。我们看，中国真像是属龙的民族，云里雾里，纯粹龙像，结果把自己给玩丢了。成了睁眼瞎，什么都看不见、看不清。其实储安平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说中国人知而不行。
语文素质是容易激动的，文学就是激情；但也只是激情，仅仅是激情而已。所以华人情绪发达，智理尚缺。储安平说，中国人即使偶尔振奋一下，也只是一时的感情冲动，而非行动。做事者少、放言者多，加以制度时时更改，社会基础益摇荡不稳。而且中国人的生活颇不紧张、认真、严肃。即以此次抗战而论，除了应战人群以外，绝大多数人仍然是生活松弛，战争只是影响了他的生活水平，并未激起他的热忱。机关办事效率依然如故，甚至有较战前更松的。储安平举例说，战时后方很多城市从早8点到下午3、4点，强令疏散，全城无人，社会陷于停顿，人们精力无从发泄，只好打麻将。名为避免牺牲，实则自趋崩溃！而英国人呢？该干嘛干嘛，各安其位，行事若素。正是在这种国内行政下，就因为躲避空袭，金岳霖丢了他的《知识论》手稿，不得不重写一遍（70万字）。
中国语文阶级重言不重行、好虚文不好实质，成了中国社会的绝症。可以说，语文人不倒，事情好转不了。现代虐政，其实就是语文政治的成果。幸而中国的农民管用，他们占80％以上；没有农民，真不知中国将何以支撑了。但是他们却处于被动地位，统治大权仍操于语文阶级之手。储安平的立场是极明确的，这就是他的二分法、二分哲学。“赖有这样的好农民，今日中国虽虚萎衰弱而尚未解体，正因中国士大夫不像农民那样务实重行，所以中国社会总不能弄得结结实实，成为一个富强康乐的国家。”（第二节）可是这样的好农民在后来的城市化过程中却在变成坏市民。
确实，以文取士的传统，助长了语文政治，虽曰文化国家、以文立国，然其弊也深。到了20世纪，更崇拜各种概念，又沦为“拜理念教”。拜念教的横行，更加重了语文政治的恶况。所以我们说，语文不好，仅仅是行文、遣词造句等方面略欠而已；但是政治训练不行，人群的妨碍就大了。所以为什么要把语文课换成法课呢？因为这是20世纪的教训。当然，订立条约，语文不行是要吃大亏的；另外文艺、新闻主播等职业也需要相当的语文素质，但所有这些毕竟都是小众人群的事情，而不是大众，所以根本没有必要宣扬泛语文主义。
我们说，储安平的这些论议，有什么重要、又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他已经回答了毛政治、如何能得政权的问题，虽然是“无意”地回答的。我们说过，中国是一个传销社会结构，从上到下，对庶民层从来是不怎么去管的，没有基础经营。所以，这个“好农民”，如储安平所说的，一直没有人去带（领）。于是接下来的就是：谁要这支队伍？谁统这支大军？谁带队（领导这支军队）、谁得天下。后来毛是真正做了组织总动员的工作，他搞宣传出身，深入每个毛孔，无处不入，星火燎原。也只有毛这样不折不扣的兵家，才能握天下之机，他得政权，无话可说，历史都是公平的，尽管他也没有带好。但问题是，谁带谁得，关键是带不带，而不是带得怎样、好不好。所以说，语文阶级批评毛是注定了虚弱的，因为语文阶级更不会做事。但是话说回来，毛的文情结就重得不得了。总之，这是一个不要钱的划得来的买卖，任何处女地总不会永远空在那里，在别人都弃之不及的地方，就是枭雄们崛起施展、成功的战场。这其实就是中国人文自身性质的报应——你腾地方，就不能怨怪别人占领。正如儒家看见佛、道抢占了民众，他才想起去争夺一样，没意思之极。关键是看谁要、谁不要，无废话可怨怪。所以，今后的中国，也是看带谁、谁带，成败皆系于此旋钮；当然还有历史政治资本。毛政权的成功，不仅是语文阶级的失败，更是对语文阶级的报应和严厉惩罚！是历史终局性的审判，文革就是语文它自身。储安平的国民比较论，触破了这一层玄机，这是其重要贡献所在。一句话，如果要问毛责，中国知识人，即语文阶级，俗所谓知识分子，必须陪斩！诚如李慎之先生所言——“我们都是帮凶！”
抗战时期，川军谁都不要，结果他们打得最英勇、顽强。现代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群性”超强，谁没有组织谁就完蛋，清帝国就是最好的说明——组织动员大瘫痪。只要我们细心一点，就可以发现，秦、清是一个对比主题。在古代，秦国的组织动员性、政策性（国家目的性）能达到那样一种强度，它能不统一吗？而清帝国在近代，其组织动员性、政策性弱到那样一步田地，它能不亡吗？这些都是三然的，无话可说；但也令人觉得滑稽：好像是古代花了近代的钱，所以近代只好花古代的钱，没钱花就不花钱。这是历史透支吗？历史透支是存在的吗？储安平说：“有组织能力、合作能力的社会，必定征服无组织能力、无合作能力的社会，近代的历史摆在我们面前，事实昭彰，不容否认。”（第3节）
组织、合作即为中、英一强一弱的大原因。英国人所以有高度的组织力、合作力，是因为英国人的性质，自我约束能力强。也就是自觉，不用别人多管。我们说，人生三宝——自觉、知趣、识相，这是中国人总结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生活中既不自觉、又不知趣、更不识相的人太多。所以说，做到了三宝，天下太平。储安平说，英国人很真实，能尽本分，有强烈的服务感，并有自省的习惯。这种性质，正好适合于团队生活。英国人能克制妒忌，而妒忌是团队的大敌。他们重行动，所以容易达成一致，因此事情总是做得起来。正如晏子所说，行者常至，为者常成。
反观中国人，组织合作是谈不到的，因为中国人抽象能力太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理想和办法，且极为精细，所以意见总不一致。请比较下面两个谚语，最足以彰示中、英两国之民性：
一个英国人：一个呆子；一个和尚挑水吃。
两个英国人：一场足球；两个和尚抬水吃。
三个英国人：一个不列颠帝国；三个和尚没水吃。
所以中、英的区别就是：中国是三个和尚，英国是三个傻瓜。这是智叟、愚公之战。正如国人说的，弱民可用，强民难使。正如储安平所说，中国人一有辩论，便发生剧烈争执，人人都要贯彻自己的主张，不肯牺牲一丝一毫的意见。烈士般坚强，绝不妥协，比如84。即使行动了，由于情绪原因，也要大打折扣。消极的退出旁观，留下的烟消云散。抽象能力丰富，带来的是妒忌心理尖锐，人人乐看别人失败，痛苦他人成功，领袖欲强烈，不愿听别人指挥。团队生活，不是明争、就是暗斗，这些都容易使公共事业受致命伤害，常中途夭折。
储安平说，中国人做人做事缺乏同一的传统，而英国人则有一个基本的一致性，比如积极、前进、现实，说话诚实，做事负责，遵守时间，讲求效率，尊重他人自由，生活有规律，等等。中国不是，有的认真，有的随便，做人的精神根本不同，做事的方式自然大相径庭，连最低限度的同一标准和根本精神也没有，所以华人之间合作十分痛苦。在英国，私人习惯要以不违反公共为限，比如工作、休息、睡眠、饮食等。在中国，公共生活中如食堂、宿舍、公共厕所等，都是重灾区。中国人习惯于在公私生活中尽量放纵他自己的意志和感情，有猴气。只知一己，不知有人。独行其是，不知合作。所以中国社会散漫不凝结，松弛不严密，只有一时的集合，没有经久的组织，只有小规模经营，没有大规模企业。民力分散不集中，不能发挥出庞大的威力。
又说，理性在中、英所占的比重完全不一样。理性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占有核心的地位，没有理性就没有英国。英国的法治、党制，都是理性的结果，没有谁有特权。首相违法，由普通法院受理，所以社会生活中，有公法而无私情，一切唯法、照章办理。故吏民关系、上下关系亦平，无须营求于人事，可以节约大量精力，群体生活自然循规蹈矩。另外，一切纠纷诉诸理性解决，避免武力。其政党制度，就是一种合理的政治竞争制度。用公开的方式排遣，执政、下野，决于民意。故英国流血，独较他国为少。储安平说，民主政治就是理性政治，反之都是非理性政治，亦即不合理、不上轨道的政治。在妥协精神下，英国遂有1688年之“光荣革命”；相比之下，中国只有耻辱革命，包括84。一荣一耻，又是一个二分组。储安平在英国目击两车相撞，车主安静下车，检视自己的车身，远处警察走来，抄录汽车牌号，二主无言，分头驰去，静待一二日后传讯。这是40年代的情形。
储安平说，并世各国，论社会公道，固无逾于英伦。公道者，纯理性之产物也。直道之士，人竞颂之；出卖公共，唾为狗屎。有抱负者不须气短，只要努力、定然成功；而且成功之人，亦无须中途引退，他可效忠国家、死而后已。想作恶的，也不得不自揜之。而英国的公道，还表现为容忍异己，两党制度即其成果。
储安平说，中国的理性，仅限于书面，无法兑现。中国有政要语储曰：唯三事无理性，曰恋爱、宗教、政治！中国政治以强力为核心，所以中、英政治间，有一个力、理之辩，力学≠理学，力性≠理性，力政（力性政治）≠理政（理性政治），这又是一个二分组。法当然属于理性。墨子说，世人非道无所行，唯有强股肱！所以人们说，中国有行政、无政治。势从力不从理，所以历史中国有理、势二元论。因此，中国社会是以力论的，比如士兵打了老百姓，还傲然说，打了你又怎样？这就是欺弱畏强，没有人格，所以生命很藐小。直到后来打出人民子弟兵的旗号，才算是完成了名义上的兵民一体的历史转换，民与兵名义上不再是敌对性的了。所以储安平说，中国的生活，只是人与人以势相虐，无礼、欺弱是本分。中国内战之多，创现代国家之纪录，政党政治殊为无望。这些说明了什么呢？其实就说明，华人的天性中就有欺人型的、残虐型的、不平不公型的诸基因。易曰，成之者性也，性质决定一切。也许根源性的问题恰恰是：自由、民主、平等的要求，对于华人来说是“元无当”（元不恰当、元不应该）的。这是一个突破定式的问题。或许，对华人就是应该专制，他们的命象就是如此？的确，很多时候，皇帝、官僚似乎比人民还善良一点，大人、小鬼之辩，实际上就说明了很多问题。
储安平说，华人完全是情绪性的，特别喜欢徇私。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与理性社会恰成二分组。人事决定一切，所以无精力做事情，全都消耗于人事生活了。中国成了一个不合理、不合法、不公正的病社会。社会无是非、无公道，利害是一切的出发点。是非随利害走。在中国，越成功遭难越大，甚至性命不保。一个重私情、重利害、而缺乏理性的人，能指望他包容异己吗？中国社会从来不鼓励人继续向善，见好就收，成了普遍的信条。所以中国人的发展有限，不是没有良知好人，而是不敢出头，因为安全无法保障。所以中国社会成了一个黑暗世界，总是停滞不前。
其实我们说，储安平讲的这些，很大一部分属于气质之性问题，须专门讨论才行。由此，根据储安平的论议，我们提出一个猜想、假设：英、美天生该享受自由、民主、平等，中国天生不配受用，只适合于专制。民族八字不同，这就是人类的命。对这个问题，似乎从来还没有人当真问过，怕惹事；自然，也就谈不上认真、深入思考了。似乎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理所当然、自然而然不用说的（华人当然也要民主，这还用得着说？）；其实不是这样，事情看来没那么简单，有些不对头，至少这里面还是有问题的，有很多事其实是需要辩一辩的。因为人类的性质各异，大不相同，所以“性质一律性”是不成立的，性质决不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者，而恰恰是成就一切者，成之者性也。这是一个残酷、痛苦、得罪人的问题，但却是事实，必须思考；否则，根源性的症结总是无法暴露，总是隔靴搔痒、不解决问题。人们总是习惯于从概念到概念，而不是从性质到性质。其实概念才是假的，性质才是真的；概念是虚的，性质是实的；概念隐藏、掩盖、遮蔽、偷换问题，性质暴露、揭示、发覆、钩沉、确正问题……在人类思维活动中，概念、性质是一个没有被弄清楚的二分组。
为什么会有以上的问题呢？因为储安平说得十分详细。他说：“我们在邮局寄信、银行取款、车站买票、海关报单、去衙门接洽公事、在水陆码头受军警的检查……我们除默默地忍受他们的蔑视、没有礼貌、欺侮、侮辱，甚至虐待外，我们竟无法可想。因为普通的无告的人民之无法对抗他们，其理由正如一个单身汉之不能同时抵御十人或二十人同样简单。”（第4节）所以，手中无刀的人，就用拍桌大骂，受没受过高等教育，人们的解决方式都一样。这说明，每一个个体其实也都是霸王龙，人民并不善良。所以毛一提出人民子弟兵、为人民服务等口号，即使不做只说（他不需要做，仅仅是说出），就没有人能够和他对抗。这不是因为强权——那些都是现象的、表面的，而是因为空白——历史真空，这才是本质。所以说，毛的成功，是填补历史空白意义的，而不是简单武装夺权意义的，这正是可悲之处。所以我们说，中国人的思维、意识、观念根性，不是人权的，而是皇权的。
人人像个小皇帝、土皇帝——在我这里，就要受我欺负、由我管！虐待他人有一种快感，除非你比我厉害、比我狠。所以，与英国的人权论相对，中国传统上是一个“皇权论”，这是一个鲜明的二分组。请注意，这里所说的皇权，不是指皇帝一个人的权，而是一个共相、是一个文化共相——即“皇权共相、共相皇权”。也就是这种皇权，才是每一个华人骨髓里的根性。人人都是皇帝、都想当皇帝——反上了天、无法无天、无组织无纪律……所以人权论在中国，首先面临着一个历史共相论的问题，传统意义上。因此，正如国体、政体之转换那样，民权、人权问题，首先是一个“性体”转换工程。直观地看：
国体——帝制到民国
政体——皇帝到党团
性体——殊别皇帝到真正的人民
心体——皇帝到公民
语体、文体——文言到白话
字体——繁体到简体
由内在皇帝到内在人民、从“内性皇帝”到内心人民——真想普通、不想特殊，心体转换、性体转换，皇权pk人权，这是多么漫长的历程！民国时代、人权时代，帝制时期、皇权时期，皇性时代、人性时代，帝心时期、民心时期，所有这些，都是民国必须要完成的配套转换的工程。但是首先一个，时间上就是大难关——要经历一个大过程。
英国人是人民，中国人是皇帝（S），所以英国必胜，中国必败，因为皇帝是斗不过人民的。华人要力争、争取的，不是权利，而是权力，这些个二分组不摆清楚，怎么得了！所以元问题就是，一旦大量的强权个体得到了人权的助张，会不会变本加厉为“云特权群”？人权与特权这一个二分组，在女权案例上有着鲜明、典型的反映，待论。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要在民主、人权上取得资格，那就必须是，皇帝要取得真正的人民的资格——你不能是一个“假人民”、骨子里却还是一个“真皇上”。人民想当皇帝难，但是皇帝要取得“民格”（人民资格、公民人格）也不易。世界是多么的奇妙和对反啊！真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父母要压儿女，大的欺负小的……皇格与民格，这是一个二分组。所以说，华人有没有资格民主，这是一个元问题。看看储安平的周围世界：邮政员是皇帝、银行职员是皇帝、售票员是皇帝、检票员是皇帝、办事员是皇帝、警察是皇帝、服务员是皇帝、教师是皇帝、军人是皇帝……问题是：谁不是皇帝？一个普遍军管的社会！皇帝们要人权、求民权，好滑稽、好搞笑！其实大家要求的是特权、不是人权；是“特利”、不是权利。皇帝们每天大战，每天勾结——没有妥协，只有勾连；勾结就是妥协。我是老师，你的小孩受我欺负、虐待；我是售票员，你老师买票正好落到我这后娘手里了，我还不好好地报复！最后——老师善待小孩，售票员让子女送票上门……两下方便！
只要对比一下：中国的共相——皇帝，英国的共相——国家；中国的教条——在予一人，英国的教条——日不落帝国，其势悬殊如此。储安平说，政治在中、英两国，其理解完全不同。英国人心目中，政治是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中国人心目中，政治不仅主要，而且唯一。因此，英国的社会发展、人民努力的方向，是交响的，而中国则是独奏的。平均发展的英国社会，域度极广——从政、从商、殖民、探险、武功、文学、艺术、科学、工业，等等，青年的前程辽阔。从政的目的是为国出力，非为己谋势。中国是等级社会，官吏与民众颇有差距、悬殊，只有取得政治地位，才为众民所接受。从这里来说，中国人的性质、素质，其规定性就是官本位的——只认官，这样的民性，能搞民主吗？所以说，这才是元问题。在中国，不当官就做不了事，所以中国只能搞“官主”，不能搞民主，因为中国人不承认“社会地位”，只认政治地位，只有政治地位才是社会地位。官方肯定才算合法，否则一切“四大皆空”。所以从性根处来说，文革可能也没有什么，因为文革在中国乃是三然的。读书是从政的“表义词”，从政是第一、也是唯一的出路。
当然，如果要认真正名，中、英讲的政治可能完全不是一回事，别看字面上都是那两个字。储安平说，现在有两种论调，一种是认为，中国人的自由太多，一种认为太少。但是储安平认为，这种说多说少的理论，笼统含糊、无济于事，因为他们不懂自由分类学。储安平认为，中国人享受的政治的自由太少，而社会的自由太多。但是社会的自由，实为没人管的原始自由。而所谓的言论自由，实为破坏他人隐私权、名誉权的违法行为。政府对这些漠然视之，而只对“问题思想”专注。所谓人身自由，常常是对盗匪招安，而思想进步者，往往没有生命安全保障。所谓信仰自由，愚昧荒诞无人过问，一涉政治思想，即遭监控。职业自由呢？兴学、办刊限制重重，因为涉及思想；买卖人口、童工苦役、庸医杀人，绝对自由。所以中国只有坏的自由，没有好的自由。所以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限制坏人、成全好人。结社呢？黑帮香会，绝对自由；稍涉政治，即无自由。所以中国的情况就是，凡与政治无关的，绝对自由，唯有政治不自由。英国的情形正好相反，在英国，政治极自由，英国是没有“意见罪”的。所以政治犯概念也是非法的，一切都归约在刑法内，比如妨害公共安全等。但是英国人的社会自由却有限，买票就得排队，等等方面，处处与华相反，控制极严。优化的良性循环社会，与劣化的恶性循环社会，适成二分比。所以，政治自由关系到国家的根，而社会自由关系到国家的治。政治与社会，是一组固定概念。
“就政治的本身论，中、英两国也有极大的不同。”（第6节）储安平说，他比较中、英两国的政治，不是从制度着眼，而是从性格上比较，即政治人性论。首先，人民在中、英两国的执政者心目中地位大不同。中国的执政者虽然也希望得人心，但是决定其地位的是实力，不是道义，人心不能成为在位与否的决定力量。储安平深刻地指出，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但实际上，这正说明华民族并不真正的相信道德，这才是真因。也就是说，华人说道德，是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比拟的，这是事实；但是华人的内心深处——海底，并不信道德——对道德没有信心和自信。于是同步的，他们也不爱道德，恰如孔子所说，吾未见好德者也。亦不讲道德，道德在华人，只是一种装潢而已。所以制度上的比较用不着讲，本来不用比，因为制度才是现象。没有人性基础，谈制度是废话、是打岔。“海底”才是真本体，所以华人也用不着怨尤。
由此我们说，有心体、性体，而后有政体、国体；什么样的心体、性体，就是什么样的国体、政体，二者一一对应，这就是命定。所以说心、性是规定，国体、政体是表现，体用之辩，天人之别，性理之学，不是也很昭然吗？国体、政体的外形跑到前面去了（帝国变成民国），而滞后的性体、心体还拉在后边、不能跟上（皇帝心性没有变成公民心性），这是中国近代政治不可能好的根本玄机所在，这一层，一般人是参不透的，所以他们总是在指责，指责、指责、指责……但他们不是在为精神而悲泣，而是在为现实痛苦着——你看人家都那么好了，我们还在这里打转！这就是现成论思维，84就是这样的。说白了，人们都是现成主义的。所以总是有人说，别纵向比较啦，要横向比较啦……但是请问：你连基础建设、基础资格都还没有配备，横向的权利、资格又安在哉？要知道，心、性的进程，可是比语言还要慢得多呢！可能一个新国家建立了，新政治也树立了，但语言还是老的——在相当长时间中，尽管最终必变；而心、性可是比语言还要慢得多呢！尤其是在没有人点破的时候。人之迷，其日固久。从文言到白话，中国的语体与文体，该经历了多长的时间！所以，人类生活要靠什么来唤醒和点破呢？思想！思想从何而来呢？思考。从反动原理来说，人类人文的传统是——缺啥讲啥。中国最缺道德，所以总讲道德，道德学极为发达；西洋最愚昧，所以总讲科学。因此，道德者，至邪之道也，非至善之道也；科学者，大愚之道也，非大智之道也。理势当然，何容辩哉！所以人类同归于亡，一亡于愚昧，一亡于卑贱。愚者不缺德，缺智，故孳孳以求智；贱者不缺智，缺德，故津津以言德，此相对为言耳。
也许，善恶、智愚，正是在道德、科学上合一，谁知道呢？老子谓其迷固久，一阴一阳而已。中国在国体、政体上经历了漫长的奋斗，在语体、文体上也历经了风霜坎坷，今后在心体、性体上还有漫漫长路要走。储安平说，英国人民富于抗议，所以政府无法恋栈不去。英国历史上取决于民意的重大决定层出不穷，不管对的错的，难以枚举。而且英国是行通常法的，亦即，官吏与人民受同一种普通法律的治理，而无须另立他种专门的法，比如行政法之类，好像是专门管官吏的；但是试问，官吏既然与普通人民无特殊分别，又有什么必要分不同的法呢？都受同一种普通法管好了。所以普通本身就说明了一切问题。在英国是人民要求政府守法，而不是政府要求人民守法，这个顺逆顺序，极可注意。如1819年曼彻斯特屠杀案，死者仅12人，但全国已是愤怒难解，可见英国保护己权，不遗余力，与他们对待别国殊不一样，因为英国在中国所杀人数要大于此，却并无社会抗议。所以，如果说英国有什么可参照的，那就是它如何善待自己、怎样对自己，而不是如何对别人。英国的优点，完全就在待己之道之优化。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划分外政型反人类与内政型反人类呢？因为只有这样，问题才能够澄清。
储安平说，他只言事实，不谈理论，因为事实胜于理论、事实胜于雄辩。中国的待己之道是自虐的、自残的，而待人之道则是市侩的。谄强贱弱，是其传统，实为人类史上极不名誉之国家。储安平说，人民状况问题是英国的核心问题。19世纪即为一个伟大的改进纪，社会总在进化，人民生活总在改进。因为英国的执政者认死了一条——民富=国富。这是英国的政治公式，这个公式，其他政府不懂。即：
民富=国富
国强=民富
所以相比之下，英国是政治经济学的政府，而中国是语文政府。奥国是音乐政府，法国是吹牛政府，俄国是兵器政府，德国是士兵政府，等等吧。所以用法学政府置换语文政府，用法运动置换语文运动（比如各种学潮），势在必行（在今后的中国）。至于对外政治，英国总是用外交和武力手段保护人民在海外经商。近300年来，此一政策始终不变。英国人大富，而日不落帝国滋强。
储安平说，中国的执政者，总是不能全神贯注、喜欢打花。而且他们一上台就开始固权运动，所费金钱无算，人民问题难以问津。清末变法以来，人民状况始终是原地踏步，不进反退，就是明证。储安平琐碎列举，不忍详具。他说，执政者只知铺张门面，国民生活力越来越贫困，国运自然就越来越窘蹙了。清时只有郭嵩焘知道“民富=国强”的公式，他说：“窃论富强者，秦汉以来治平之盛轨，其源由政教修明，风俗纯厚，百姓家给人足，以成国家磐石之基，而后富强可言也。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第6节）
郭嵩焘以此语李鸿章，李无反应，足见李合肥纯粹是笨牛一头，能无败乎？说实话，安徽人都木，所以安徽人用事、为政要，百姓没有不苦的，这些属于地域民情、地域民性，此类经验玄机尚多，以前人们注意不够，所以白吃、必吃很多亏。说白了，这些属于人物志学。其实郭嵩焘的话说明了一点，为什么清末变法不成功，因为人们都只停留在语文的水平。语文的变啊变，如何能进步呢？所以中国人的知、行，总是被语文隔断的，这才是知、行为什么总是不能合一的真正玄机所在。王阳明论知、行问题，没有揭出语文一层。语文的知不是真知，所以清末大员无不“语文地”知道必须变法，但这不是真知当变法，所以变法是注定了不能实行、无法兑现的，仅仅是一段历史空文，立了个石碑拓片而已。
储安平深刻地指出，以上种种，归之于民族性的少，归之于教育训练的多。为什么？“盖为今日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种种缺点、劣点，”（《中国人与英国人》）在未受教育的农民身上就看不到。很显然，储安平的批评，是直彻知识分子（即语文阶级）的劣根性的，这与动辄说启蒙、谈什么中国老百姓素质太低、受教育太少之类的陈词滥调，相去何啻天上地下！完全反过来了。似乎是不用说的知识人（主要是文科），其实罪魁祸首恰恰就是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历史教育是坏的教育，其实真正应该接受启蒙的，就是中国知识人自己，恰恰不是中国老百姓。一般人们总是把教育与启蒙这两个概念混淆了，没有搞清楚，启蒙、教育是一个二分组，至少在20世纪的中国是这样。而中国知识人却自居启蒙地位，把老百姓当羊群，其可笑之根源在此，玄机也在此。所谓教育与启蒙之别，形象地比方，教育是对生米和空桶说的，启蒙则是对夹生饭和半吊子说的。所以教育是填灌、安装，启蒙则是纠偏。比如说，地球是中心，太阳绕地行，这就需要启蒙了——错，太阳居中，地球绕日！等等吧。而教育呢？一个人什么也不知道，无论日、地，这时候就需要告诉他：天上有个太阳，旁边有个地球，地球绕着太阳转，等等。所以，中国的历史教育与训练，即语文化，把读过书的人搞夹生了；没有读的，反而免于其害，这就是读书越多、中毒越深的情况，因为语文化不是真知识、实学问的。因此，中国的人文教育需要重大调整，须求真知实学，而提防语文化。储安平说，知识分子华而不实，农民反倒能够务实重行，中国民族之美德，在农不在知（识分子）；中国民族之丑德、劣根、败类，反多见于知（识分子）。乡村社会反而重信义、讲气节、崇公道，农心较知心忠厚、笃实、单纯、洁净。今日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种种弱点，实非中国民族固有的性格，应归之于其所受的教育及接触的环境。
英国人崇尚思想自由，造成“英吉利典型”的主要力量是：一、游戏，二、宗教，三、（在有规律的生活中所包含的种种）传统，三者相辅相成。而且英国人最重视运动，运动第一、书本第二。英国人的运动理念与古希腊人不同，古希腊人运动是追求人体美，英国人则是锻造性格。说白了，没有身体，哪来的精神？没有气质之性，谈何义理之性？中国之大儒，多为病怏，如孔丘力巨者几人？在中国，书本第一、书本唯一。过去本有武道，但为文人所轻诋，故不能发扬光大。说白了，文武之道、文武双全，恰恰是被英国人给做了。所以近代体育，太半出之于英国。盎撒的特性和优点，就是喜欢制定游戏规则，故能形成奥运会这一“生态”。所以奥运会与现代性、与现代政治是一个原理。奥运会的各个元素，如骑马、射箭、游泳等单项、项目，本为各民族所皆有，但是真能拎出一个规矩系统（如奥运会等）来的，却只有盎撒。所以，现代性，也可以说就是自我打造、包装性，即普泛规则游戏性，这就是规定性。像中国传统的打擂台，就不能最终成为拳王赛，这不是功夫的问题，是游戏规则的理念、意识的问题。古代与现代的区别，就浓缩在这里面，所以说体育运动当中包含的哲学极大。中国在民初讲国术强种，不乏明达之士，但终究不能得国人之普遍认同与实行，奈何？经过身体训练的、与未经训练的，一比即定。所以在中国，体育、美育、德育终成空言，即使上课，也是形式敷衍，不能兑现为实效。英、美在奥运会之成绩，与其传统相关。中国传统上习拳剑以修养心性、修身养性，也是一个优化的道理。所以关键是看谁能坚持，能坚持就长盛不衰，所谓切实兑现、扩充光大。
储安平谈到，游戏的精神，在英国是一种崇高的荣誉，荣誉生于正直。运动场在英国公学的地位，超过教室、实验室。运动场上培养国民性格，造就领袖人才。这跟中国古代围猎就是军事演习一样。在公学里，最受崇拜的是运动队及队长，他是集优良品格于一身的英雄。这些都说明，英国极重视品格培养，而且是从实际而非抽象的理论来培养青年人的性格，是身教的，而不是言教的。身教是真教育，言教是假教育。其实教育都是身教，书面只是身教的史书，避免失传。中国古代重小学，从身体力行开始，也是此义。只有实做，才能人格定型、性格定型。英国的身体训练项目有：园艺、木工、印刷、装订、摄影、金属制造、烹饪、家政、洗衣等等。“定型”将展示于一个人的全部生命、生活及事业中。步入社会，英国人即发挥其运动场上训练得来的素质。
看储安平的叙述，其实我们要学会和反省的无非就是一点：万般皆上品，世上无贱事。俗语所谓行行出状元，其实就是扩而充之的道理。但是这扩充之道，人们却做不到。比如修脚的，被人们视为贱事，所以足医就永远不能发达，而眼科医生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人们不是这样理解：干这一行需要伟大的牺牲精神和服务精神！世俗视其为低等、下等职业，平时蔑视之，病了又离不开，这样人格上不是太市侩了吗？所以说华人无视人类尊严，他们对生命往往缺乏应有的敬意、礼敬精神，也就是对生命缺乏尊重，这在地球上也是有名的。从政治到社会，我们都能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所以孔子说仁即爱人，什么意思？就是说要尊重生命。老子说视民若刍狗，什么意思？就是说对生命缺乏尊重。所以儒、道是一种互补，正说、反说罢了。因为不能扩充，所以行业革命在中国就几乎不可能。尤其中国的知识阶层是很卑劣的，他们传播的恰恰不是人格榜样，而是无人格。
我们看后来的毛政治，那个年代，把一切人和事在名义上都扶为平等。比如过去的戏子，成了人民艺术家，等等罢。公允的说，这对中国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华人的旧有思维、心理习惯（社会心体与性体）不会骤然改变，演员们也常会想：现在老子们翻了身，谁买谁呀！于是反对者就又有了理由：你看，这些人一开始就是不能尊重他们。所以，大家都是在得势与失势的循环上轮回，而没有一种慎独的人格矜持——我以前不被尊重，以后我更要好好自重，自尊而尊人。所以，中国的事情，恰恰不是在礼让、妥协上进步，而是在利用、伤害上“蹭进”。比如：农民、戏子这股力量大可利用啊！于是，农民打仗、戏子宣传，他们都翻了身。从道理上来说，他们应该翻身——人就应该平等，根据人类尊严论、平等思想。但奇怪的是，无论是谁、无论哪一方，最后心里都不舒服，所以只能是：不管怎么说，戏子不再像以前那样有生命危险了，这就总算是进了一步，这是历史的进步——进步就好，戏子总算被正式规定、承认了其行业人格——法格（法人格、法意义上的），不管其方式、过程怎样，什么都不提了、成事不说，大家直奔以后，面向未来……当然，戏子这个词本来就是侮辱人的。所以，中国没有自觉的进步，只有不得不进、在事实效果上的“这就总算是比以前还强一点了嘛！”这正是其可悲之处。我们对群体劣根性的“观视”越多，对毛政治的指责就越是底气不足，就因为毛政治其实也是一个三然的现象，这是令人沮丧的。
储安平说，1870年以前，教育在英国完全是一种私人的事业，此后国家才开始伸手。但是在英国，国家对教育的管理较任何一国为弱。因为英国人认为，国家无力担负培养青年的道德的责任，所以此责交付给教会而非国家。储安平说自己不懂宗教，却又赞扬起英国宗教来，这是自相矛盾的，毕竟他还是从效果论出发。但是有一点，英国的父母，教子能力及常识较他国之民普遍为高。所以英人之教，成于公学、大学，而始于家庭。英国人无论思想上怎么不同，但是习惯上大体一致，这是一种全国性的性格。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一致，并不脱节。学校所抑扬的，社会也抑扬，故人无绝望。像英国保持贵族，是因为贵族站得住，可以为民之表率，否则早就废了。储安平说了这么多，最后还是归于一个朴实的道理，一切都得看具体的人，抽象理论、概念是不管用的，没办法。这些都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人文是社会的事情，纯粹应由社会自己负责，而不是政府、官方的事情。官方没有资格教化民众，它只是一个行政机器，民人应该自我修身，这个不可以搞混。中国传统上学、政相对独立，应该说有其优点。比如教化国民，常常是由大儒、高道大德出面达成，就是启示。
像储安平罗列的：生活严肃、工作认真、务实重行、不尚空谈、诚实可靠、勇敢坚韧、自矜自持、严守本分、自我约束、习于自省、长于合作、不趋极端、不感情用事、能遵守法律、判别是非、崇扬公道、容忍异己、尊重他人、重视公益，等等，简言之，人人有自尊、社会有公道、政治清明、国家安定繁荣，这是英国；中国呢？正好相反。思想钳制、性格放任，政府、社会、人民根本忽视性格的重要，尤其是中国的父母糟糕：他们爱子女而不会爱，未受教育、缺乏常识、不懂健康、难有教养；品格教育阙如、不卫生、不清洁、娇纵子女、不知开导、不解品性为何物，所以小孩缺乏良好的习惯、正常的品性、文雅的礼貌、公正的观念、自治自省的能力……
但是今日中国的学校教育，又远远没有能力补救家庭教育的缺失，它自己就还在病态、不健全当中。以德、智、体三育考之，学校每周有体育课，或大或小的操场，每年举行运动会，等等，但要是以为这样就算提倡体育了，那真是大笑话，这些只是门面摆设。国人大都不明生理原理，缺乏卫生常识，没有良好的生活习惯，不知空气与日光的价值，忽略营养的重要，缺乏摄生保健观念，对遗传优生毫无所知……凡此种种，才是体育中真正的内容。中国提倡了几十年体育，却未触及之，学校当然更不能指导学生。至于品格教育，只有例行训育，后来是政治课，这些有什么用？当时很多人认为，国人办的学校不及教会学校。中国的学校教育，完全在知识一路，即以书面为主，后来更是以应试为本——考试异化了教育。师资以资格为主，与人品无关，声名狼藉亦无碍。分数决定、主宰一切，所以与其说传授的是知识，不如说是知识的渣滓。实际上，储安平讲的问题，就是语文传统的危害。所以今后的文科教育，首先拟裁去语文，有历史课、法课就足够了。熟悉历史，语文自在其中矣。如果语法有问题，可以针对性地纠正，因为语法倒是学理的，它关系到名理和逻辑。储安平说，人品教育极重要，没有品格的人从政，一定会贪污；从军一定横行霸道；多知则伤人——狼、蛇添牙爪。所以品格是土地，学问是建筑。中国学校是培养庸人的场所，最无个性、最无才干、最无抱负的人，被看成是最好的学生，就因为他们不闹。虽然他们是好人，但是一入社会，反而沉没无闻。要之，中国的学校教育缺乏实战性，尤其是社会实战性，它只有书本性。所以中国以后的任何教育，一切须从实战出发，决不凭空而发。实战教育才是成功的教育、有效的教育，反之就是失败的教育、无用的教育。像80后领军人物韩寒，就充分说明了储安平讲的问题。
又说，中国人认为，游戏就是游戏，何必认真！错，其实游戏就是实战演习、是操练。中国人的以自我为中心是从小养成的，即不为他人着想，无他人概念。而发展青年的道德的责任，尤其被忽略。中国过时的教育还在周而复始地维持着，这是一大浪费。形式化、机械化、书本化的旧机器，生产出来的肯定是批量的旧货物，完全不合时代的需要，根本不能成为国家财富。一切都没有发展，怎么得了。
英国的公共传统，对人民的影响是优性的，而中国则是劣性的。中国的社会像一股浊流，成为个体的深渊。青年未入社会前，大都志行纯洁，抱负高大，但是一入社会就不行，其被销铄的程度和进度，须视其固有的道行而定。于是人人养成一种适应黑暗世界之生存的能力与本领，能保持外圆内方就算不错，就算是对群体做贡献、存根基。我们说，社会的进步历时甚久、行进迂缓，靠量小、质强的优性性格，通过微观改进，时间到了，或能扭转一切。储安平讲的教育与现实的一致、不一致，其实都是一个社会基础建设的问题。公共生态的基础的营建差，社会与学校的落差就大、距离就悬远；基础营建好，学校与社会就相对趋近、就比较一致，落差小、距离短。学生离开学校踏入社会，就不会感到对比悬殊、强烈，而生痛苦，这是一定的。所以关键还是加强基础建设，即公共性、现代性。英国因为社会基础建设得比中国完善，故学校与社会之间更为一致，这里面的道理其实并不复杂。
储安平说，教育就是建人，所以教育改革必须施行。中国人性格上的弱点，是因为不良的教育。只要教育改进了，一定大有希望，而符合现代国家的一切需要。惟有公正无私，才能造就富强、康乐之中国。那么，具体应该怎么操作呢？我们说，除了法课教育尽快施行，别无捷径。
储安平说：“我们固希望有一个富强、繁荣、康乐的中国，但一个富强、繁荣、康乐的中国固不能得之于幻想，而须出之于中国人民的实事求是的努力。惟有一个务实重行、能辨别是非、主张公道、急公忘私的人民，才能造成一个富强康乐的国家，亦才配有一个富强康乐的国家。只空谈而不行，任何事业都不会建树起来的；只知一己而不知合作，公共生活是不会持久的；只诉诸感情而不诉诸理性，社会是不会合理的；只知政治而不知其他，社会是不会平均发展的；只知扩张一人、一派、一党的势力，而不知普遍地改进人民的生活的、知识的、道德的水准，国家社会是不会进步繁荣、生气勃勃的。”（第7节）
你可以使用这个链接引用该篇文章 http://publishblog.blogchina.com/blog/tb.b?diaryID=69856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