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的《知识论》是一部大书，最典范的反映了20世纪中国的哲学试验。在这本书里，金岳霖着重讨论了所与、收容、认识、思想、规律、接受、自然、时空、性质、关系、因果、度量、事实、语言、命题、证明、真假诸问题，条理细密，是20世纪中国哲学思考的总结。所谓知识论，就是以知识为对象而作理论的陈述的学问，金岳霖这样说。那么知识究竟是甚么呢？这是金岳霖要在全书展开的问题。有一点分别，金岳霖交待得很明白，就是：《知识论》不负责指导人们求知——那是另一个问题。知识论是要对知识是怎么回事本身做一个陈述，而不是讲授致知法。简言之，就是人类知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一定要说清楚。所以《知识论》不是实用教材。
金岳霖说，知识的对象分两种，一是普遍的，一是特殊的，也就是理与事实，无外乎此。人类求知，是想要达成对理与事实的知识；但即使达不成，理与事实也还是理与事实，所以知识只对人类自己有意义。我们说，这里暴露了一些问题。就是：理并不是什么普遍，而是具体的。理这个字在理学中的使用，与金岳霖使用这个字，中间很有差距，这是须要分别的。而且，真正在知识上完全不可能的，除了神，我们还没有找出别的什么来，这也是须预先说明的。
金岳霖指出，知识的对象和知识的内容是不相同的。所谓对象，无论知识达不达成，都是对象；但内容一定要是得到了的知识。普遍的为理念或“念理”，特殊的为“意事”或“事意”，金岳霖说这是明理与知事的关系。可见，这里果然有理与理念的问题，民初的学者没有把这二者彻底分清楚，所以字面上经常就混用了。从金岳霖的所述来看，知识的内容似乎是具体的。好比一个人不知道佛光寺，那么我们就说他的知识中没有佛光寺这一内容。但是我们说，这里讲的其实应该是“知道”，知识与知道是有区别的。古人经常只用一个“知”字来表达，这个知其实是一个共名，它下面还有许多别名。诸如知识、知道、知晓、知觉、知觉运动，等等等等。所以，金岳霖的知识论在名理上还有很多可商榷的地方。比如对象与内容，这其中就有一个“可以”的问题。可以成为、可以作为对象与内容，与就是对象与内容，不同的人，其看法、划分会有歧出。所以金岳霖所表述的界定，只代表了他自己的观点和思考。金岳霖说：“知识论底对象是知识底理。知识论即研究知识底理底学问。”（导言）就是对自己的愿望的表达。
应该说，知识地道是形而下的，它只对人类自己有意义。因为没有人类，宇宙照样还是宇宙。人对宇宙是否知识得清楚，与宇宙无干。金岳霖专门谈到知识的可能问题，即——知识是否可能呢？他说，这个问题在哲学上的确重要。于是问题又来了，看上去，这个问题很一般，其实它相当具体。因为我们只要更深入地追究一步，问：为什么会发生知识是否可能的问题？就会有大量的疑问。可以说，除了从神性上解释，这个问题根本无法疏通和回答。因为神能否被知识，这确实是成问题的。而一个普通物件，比如说这个水杯，问能否被我们人类知识，便有些知识上的矫情、做作了，我们可称之为“矫知”。这说明，哲学的核心，其内核是以神为元素的。因为神不可能被知识，而就夸大地说一切万物都不可能被知识，这就坠入“过论”了。因此，我们在对待各类问题时，有一个“具体还原”的因素，否则会想不通，发生理解梗阻，而人们就是这样被哲学蒙蔽的。一句话，简单直接地说，知识只在神的问题上不可能，在其他问题上都可能——只是一个不断精确、深化的问题。应该说，神的问题根本就不应该是知识问题，宗教、信仰、情感都不应该是知识问题，而应归属于心灵问题、心理问题。知识与心灵，过去人们没有分清楚。金岳霖问，知识所要达的究竟是什么？其实，在哲学中，知识所要达的就是“知神”。至于神这个概念后来被进一步地抽象化、变形包装过了，那是另一回事，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改变其本质规定性。对于诚笃的人来说，只有神之知才是绝对的真知。与之相比，其他的普通知识根本就不能算是知识。这一情况，在金岳霖的陈述中有着鲜明的反映。他说：“也许普通所称为知识那样的知识，一部分学哲学的人根本就不承认其为知识，即令在名词上他们从俗，然而他们仍可以不以那样的知识为‘真知’。也许他们在‘真知’所要达到的对象是普通所谓知识所用的种种方法所不能达到的对象。”（导言）
毫无疑问，神是最高远的对象，最不容易触碰到。迄今为止，知神的方法还没有找到，它肯定不属于普通的知识门类、学问门类，所以康德一讲到方法论就讲不下去了。但是，金岳霖明确说他不讨论这一问题。这就表明，此一问题是没法讨论的——神的问题怎么讨论？关于神的知识的问题怎么讨论？可以说，西学的历史就是一部科学不断成功、神学不断失败的历史。而认识论、知识学在过去主要是为神学服务的。金岳霖也说：“这一问题底讨论，也许是先于知识论的玄学或元学。”（导言）承认得非常清楚。神学当然属于玄学的范围，在玄学与神学上，知识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玄学（神学）根本就不应该是知识的事情。所以金岳霖说：“本书所谓知识论是以知识底理为对象底学问。我们承认对象之有及知识之在。知识既在，当然是可能的；知识底理既有，当然是无矛盾的。”（导言）讲得非常清楚。
金岳霖谓，本书不讨论知识可能的问题。可以说，除了神的问题这一个领域，知识在哪里都是可能的，只有在神这一个地方不可能。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在对西学的处理、认同上，是去掉了其神性根性、而接引了知识学。早期中国对待佛教，也是汰除了宗教性而保留了名相趣味，这些都能反映中国学人的某种文化性格。指对知识不可能论，金岳霖说，有知识是一个普通的事实，所以知识之可能是无疑的，但这已经是局限在日常生活一域了。知识不可能，知识论即无由成立，所以这里有一个关于先决条件的前提纠缠。可见，知识可不可能，从文面上去扯是很无聊的，因为这下面的话语实际上是——认识神可不可能？这与日常生活中的知识之可不可能是能够混淆、互串的吗？神与日常生活，这两者是可以放在一起胡扯的吗？人类思想学说中的非类情况，居然也到了这种程度和地步。所以，思想的讨论与解读必须有一个填空的规范，否则就是非类的，而非类就是非法。比如：
1． 知识可不可能？（非类问题、非法提问）
2． （关于神的）知识可不可能？（合法问题）
3． （日常生活）知识可不可能？（合法提问）
可以看得很清楚，第一种情况是混淆性的，所以必须澄清。因为知神不可能而就说知一切皆不可能，这是一种妓女心理——自己下了水，就希望别人都打湿。人类本来有一种灰心现象，比如说受一个人的欺骗，就说世界都是假的，这种情况很普遍。但它不是知识问题，而是心理问题。
接下来、顺延下来，就是知识的限制问题了。诚如金岳霖所说，有些对象是可以知道的，有些是不可以知道的，这就是限制——它限于可以知道的对象范围之内。那么，我们看什么可以知道、什么不能呢？找寻的结果，除了神是不可知、不可说的以外，其他一切皆可知、皆可说。所以这个限制，用排除法就留给了神。因此，金岳霖只好说，限制问题也不讨论，这就是步步退缩。因为没法讨论、没法谈，所以金岳霖只是略谈了限制问题的特点。
首先，知识与官觉不一样。从知识立场来说，官觉或官能是有限制的。比如，天文世界与细微世界（微观世界）、至大与至小两端，就是官觉所不能达到的。金岳霖讲的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人类官能域的局限性、限制性。我们凭肉眼看不到天外极远，也看不见微生物，所以需要借助仪器放大、拉近，等等罢，这些就是间接手段。那么是否可以说，知识就是间接的知，而官觉是直接的知呢？但凡不能直接知的，就要探讨、就要借助间接的知识手段和途径、方式、办法去达成，这样就带来了人类知性的发育。直接总是有限制的，但间接是没有限制的。只要不断地动用七弯八拐的手段，我们就能知道一切。所以金岳霖说，知识的限制与官觉的限制不相干。显然，他是崇拜知的。
本体与现象的问题，是哲学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承上言之，其实也就是神与万物的关系问题。神是一切的本体，一切都是神的现象。比如你是我造的，我就要高于你。所以哲学是一套权力系统，是用语言搭建起来的权威体系，它的性格是主宰性的。神本身（本体）是不可知（触及）的，人所能知触的只是、只有现象。比如这个杯子、那颗树，等等。金岳霖说：“这样的本体究竟有没有很难说。我们并不以为它既不能知，我们就可以否认它底有，也许我们虽不知道它，而它仍有。我们也不以为它既不能知，我们就不能知其有，也许我们虽不知道它，而我们仍知其有，知其有与知其形色状态也许是两件事……”“可是，也许根本就没有本体。”（导言）有没有与可知不可知、无法可知，等等，这些问题其实都只关系到神。我们只要把“神”代进去，这套典型性话语就全解开了。所以，为什么说神是西学的总钥匙呢？就因为一碰到费解的问题和话语时，我们代入神即得解。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给出名实的表达，而这正是西学所缺的，就是：
为什么有实？因为有名；为什么有名？因为有实。
有没有实？有，因为（有）名；有没有名？有，因为（有）实。
所以，有神、上帝存在，不成其为问题。神、上帝皆实，有其名；神、上帝是什么，究竟怎么回事，成其为问题，而且是永悬的问题——认识论、知识学问题。哲学在中国转了一个世纪，原来还是一个填空的问题。不可能知道的对象——“东西”，金岳霖是不谈的，他只谈可谈者，这一表态极为明确。不能谈的东西似乎有一串，比如宇宙、时间、我，等等。其实，我们说，这些都是蒙人的，真正不能谈的、实在是不好谈的，只有神，而不是什么宇宙、时间、我之类，这是不能东拉西扯以为辩解的。用金岳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意念上思想出许多不可能的对象，然后表示我们知道它们是不可能的。所以，金岳霖所谈的知识限制问题的特点，归结起来其实都是神的特点——是因为神的问题而引发出来的“种种”。除了这一点是真的，其他的都是假的——都只是一层烟幕。
那么，知识论与其他学问的分别是怎样呢？金岳霖说，哲学以“通”为目标，这就是说，哲学不负责导出具体的结果。但是，不负责给出、落实具体的结果的，除了神学，我们再找不到其他的什么了。因此，使用“哲学”一词，就有着某种不捅破、不点破的意思。因为一旦落实下来，就意味着自身破除与否定。比如说，神六个指头，马上就会遭到反对。到底是世界上有着不可知者，还是人们希望不可知、希望永远搞不清楚，这两者必须澄清。不能落实，与不愿意落实，与不能知道是有区别的。比如说，就是这两个人当中的某一个干的，但到底是哪一个，可能永远不能确定。这时候，“范围的知道”就是知道。金岳霖的意思很明白，就是：知识论是研究本身、指向本身的学问，所以它不负责具体的实用与操作。当然除了通，还有以真为目标的。比如，科学求的是普遍的真，而“记载学”求的是特殊的真，而通就是要普遍。
金岳霖讲的记载学，包括史学这样的门类，因为中国的史学传统是尽人皆知的。简言之，记载学以已往的事实为对象，所以，无限逼近于真，也就是记载学的目标。金岳霖专门说明了普通情形与特殊的关系。所谓普通情形，比如清代留辫子，现在打领带，等等，这些都是普通情形，是具体的历史时代的，所以还是应该归入特殊。可见，金岳霖要讨论的，是级别更高一等的绝对一般。记载学的目标是特殊的真，比如可靠的史实，就是特殊的真。简单的说，科学史、逻辑学史、记载学史，等等，这些都是记载学的对象，它们当然有别于科学、逻辑学、记载学本身。而历史科学既不是记载学，也不是历史，而是科学。实际上，这就是共名和别名的关系。“科学史”是共名“史”的别名，“历史科学”是共名“科学”的别名。共名的字数少，别名的字数多，非常规则。其实，一切都只是个基本的正名环节：先把名实分别清楚，凡事都可以依次类推。共名“史”当然≠共名“科学”。又如，木马是共名“马”的别名，马肉是共名“肉”的别名，等等。共别参差，本身就像红砖墙一样，有级别、有台阶，而这就是名的建筑术。
金岳霖说，知识论当然不是记载学，知识论的对象是理，不是事实、不是特殊的事实。简言之，知识论不是知识史，后者属于记载学，而前者则属于“纯学”。至于知识论史，显然又是另外一个单独的、独立的名目了。所以，名实是不断捶分的。
金岳霖谈到知识论与科学的不同，谓科学一词在中国时髦以后，变得很难定义，所以他自己把科学只限定在自然科学上，这一点与冯友兰相似。科学所用的方法大致有三种——试验、观察、理论。理论是一切学问的共同工具，所以科学的特别点主要是在试验与观察。像天文学，就只能观察不能试验，除非物理学空前扩充。所以天文学是单向解释的，绝大多数人只能接受所谓的天文学家的说法，就因为天外之事常人是无法直接经验的，所以天文学是最远离公众论辩的一个事情；而所谓的社会科学的试验根本就不是自然科学的那种试验，从这里来说，社会科学不是、也不算科学。
金岳霖提到，英文science与德文wissenschaft意义就不一样，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了英、德的本质区别性，即“英国分析”与“德国思辨”的规定性差异。也就是说，德国从来就只有神学（精神科学）而非科学，德国的所谓科学其实是作为“神学的”来规定的。德国在精神性质上就是神学根性的，而非科学根性的。德国派哲学，永远甩不脱精神情结。当然，德国的工作者们能够得出大量的技术成果，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只要埋头干，就能得出技术成果。技术成果就是搬砖头，搬得多、下力气多，就得的多。技术是呆板的、机械的，技术是死的，也就是中性的、无亲的。
金岳霖认为，科学以普遍的真为目标，以普遍的真为目标的学问都是科学。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对象，知识论的对象是普遍的理，但知识论的目标不是真，而是通——它不是科学类的一门学问，而是哲学类的。所以，金岳霖不能容许知识论中存在假命题。从对象来说（以知识的理为对象），知识论与科学一样；从目标上说，知识论（求通）与科学（求真）又不相同。
金岳霖提到一点，就是任何学科都承认知识是可能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和留心。这是不是说，有某一种独特的学问门类、科目不承认知识是可能的呢？那么是哪一门学科认为知识不可能呢？迄今为止，我们只找到了神学——关于神的学问。人类对于神的知识和认识几乎是不可能的，它的落实即意味着它的自身否定。任何一个说法（神学的），都将导致二律背反、自相矛盾。比如说，神是有形象的，马上就会招致——神是无形象的，反之亦然；神是有神格的，神是无神格的；神是有限的，神是无限的；神是可知的，神是不可知的……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所以说，神学所讨论的，最终只是一串形容词而已。比如无限的、万能的、崇高的、终极的、完美的，等等。简言之，知识论就是它自身，最绝对。任何学科都可以只假设一所谓真，而根本不去碰它，不去触及它、讨论它，仅仅触及技术层面、工艺领域；但是知识论不行，知识论绕不过去，必须直面真本身。但是，金岳霖举了一个甲知识论与乙知识论的例子，来说明到底是应该以本身为成立标准，还是以他者为标准。比如，甲是以自己为真假标准，还是以乙为标准，这是一个问题。实际上，这种思维模子，就是典型的机械线性思维模型。即：一级级地高上去，直到不可再推、不可再高为止，这种模型是最简单的，“神因”就是这么推出来的。即，后面一个肯定是前面一个的原因，一个比一个高，这模型是直线性的，不是圆形的。所以，原因论总是伴随着它自身的幼稚性，因为世界是不定的。
金岳霖说：“知识论最容易与心理学相混，好些人只要听见人家谈知识论以为所谈的是心理学，”（导言）而且，“有些人”把二者相混是有“原故”的。从字面词语来说，诸如官觉、感觉、记忆、习惯、联想……等等，都容易使人觉得问题相同或者相通。心理学是科学，不是哲学，它的研究对象是心理。字面相同的问题，实际上可以完全不同——字面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比如同样是以人为对象，却有文学、医学、武学、生理学、运动学、营养学、心理学、社会学、史学、政治经济学等等的不同。所以，字面“人”什么也不能够说明。从这里来看，知识论之所以容易与心理学发生混淆，乃是因为知识本身的形而下性决定的。正如前面说过的，知识只对人类自己有意义，因为即使没有人类，1+1=2也还是自在那里。尽管知识可以拿形而上作为对象，但是知识本身却是形而下的，因为人类知识首先是一种活动及结果——知识结果是一种记录。简言之，像官觉这种事情，对知识论来讲顶多只是一个开场白、是附带陈述意义上的事情。金岳霖说的心理学问题，其实在实际中也有分别。比如弗洛伊德的研究就是心理学研究，而霭里斯的所谓性心理学研究，其实好多只是性生理学研究。这正是为什么其他心理学家超不过弗洛伊德的原因——因为弗洛伊德更精神。官觉正是一个生理上的事情，不等于知觉、知识本身。
知识的意义与活动的意义是不同的，比如说对不可知作夸父逐日，真知仍然是谈不到的，所以这种追逐不是、也没有知识意义，仅只具有活动意义。因为对不可知的，只能保持缄默、不去说，因为没法说。如果要一味的对不可知穷追下去，那就只能是个人的事了。这样做，知识是谈不到的、没法得到，所以说追逐不可知仅具有活动的意义。
金岳霖认为，有些知识论的问题无法用观察或试验去解决。心理学是有观察和试验的，心理试验并不稀奇，但知识论不行。科学问题都能靠一定的方法和办法得到相当的答案，但知识论不是科学，它指向元问题，所以知识论的对象不是关于心理的知识。心理学的知识，比如欲望、情感、意志，等等方面，都是很具体的，而且这些还要结合生理上的变化来说；但是知识论对这些毫无兴趣，知识论只感兴趣“绝对本身”。知识论所要得的，也就是关于知识的知识。简言之，金岳霖想要强调的意思是：虽然知识论在讨论中会提到各门学科，比如心理学、物理学，等等，但是知识论决不是一种描述性的东西，不是描述性心理学、描述性物理学，或者其他什么的。论述材料的援引和征用只是为了陈述清楚问题、澄清问题，所以是不拘的。总之，知识论探讨的是绝对。
金岳霖的知识论是以知识的理为对象的学问，它是哲学类的学问，而不是科学类的。这与世界上一些认为哲学应该作为严格的科学——根源性科学的意见显然有出入，这能够说明各国哲学圈的共时性差异。金岳霖说，知识论容易与逻辑学相混淆，这一说法，其实包含着逻辑学在现代的巨大波动及调整之事实。比如维也纳学圈的工作和活动，就是最典型的说明。逻辑学在20世纪的被逼到死角，其实并不说明历史中的一般情况，像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就是非常简单、质朴的。所以不能把20世纪的问题和情况抽象地换成所有时代的问题和情况，这是不对的。逻辑学在20世纪的遭遇，正表明了哲学的尾声，这在20世纪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哲学的历史命运与史诗的是同构的，当各门学科发育独立以后，哲学、逻辑学的现代遭遇便是三然的了，无话可说。金岳霖说，逻辑学是纯形式的学问，逻辑学是没有内容的，这完全像是维也纳学圈的调子了。但这只是现代的情况，在古代，逻辑学可是权力性的，绝不这么低调。但知识论是有内容的，即此一点便可见知识论与逻辑学的不同。
金岳霖明确表示，他反对唯心、唯物这种名词，因为心、物之争情感成分多而理智成分少，在哲学上没有意义。但是这种名词太流行，形成了很大的权力。像知识论中的呈现、所与、东西、事体，都是物方面的；想像、思议、意念、概念都是心方面的。金岳霖说，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两名词，比唯心、唯物要切实得多。他明确表态，自己的知识论既不是简单经验主义的，也不是理性主义的，因为主义一来，就有抹杀彼此的毛病。这样看来，金岳霖也是反对主义论、而偏向于具体研究问题的。尤其有一点可以注意的，就是金岳霖讲到了理、事关系，这显然包含有他对宋、明之学的体察。可见，民国时候的学者还是敏锐的，他们看到了不少问题。金岳霖说：“在知识论范围之内事中有理、理中有事。此所以研究知识论与研究逻辑学不一样。”（导言）理、事传统，如果与维也纳学圈的根本问题相对照，我们的感触就会尤其明显。从这里来说，金岳霖碰到了东、西学的根结问题，这是要点。西学的理、事，简单说是理、事隔断的，不是宋、明传统的那种理、事一源论。所以中西政治、科学与文化，等等，有着根本的悬殊，这是人类思维及套路的不同。
但是，为了从俗，金岳霖的知识论与什么主义最为靠近呢？他说，与实在主义最接近，也就是实在论的知识论。而且，金岳霖特别说到，“学哲学的人似乎习惯于鄙视常识。”（导言）的确，最不尊重常识、最无视常识、最践踏常识的，就是专业、职业人士。他们崇拜概念、好骛高玄。但是，概念是会改朝换代的，而常识常在。概念总是抛弃人，但常识不会。人类社会的所有悲剧，都是在常识上支付代价。金岳霖认为，常识无法否认，而且最初修改常识的还是常识。抹杀常识，人类知识也就没有了出发点和支点，一切便都谈不到了。所以金岳霖说，他的知识论不想离常识太远，这应该是明智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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