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得《春秋会要》（清姚严渠撰）。书前附有俞樾序言。俞曰：“史之为体，有编年，有纪传；编年昉于春秋，纪传昉于尚书。观一人之始终，莫如纪传，而甲与乙不相联系；考一时之治乱，莫如编年，而前后不不相贯穿：于是后人又有会要之作。” 从中可见，中国古代治史在体例上是严谨，且别有所用的。如人所知，《春秋》最早的释义就是三传，但当三传以经学面目出现时，后人又有注疏之作，代表如杜预的“集解”之作，但至顾炎武始，清代的学人大多在杜预之上作出补正。在著述体例上似乎并没有多少变化。只有清初的马骕“将《左传》的编年体裁改编为纪事本末体，成《左传事纬》。”我未曾见过该著，王记录先生说“该书20卷，包括《事纬》12卷，分编108篇；附录8卷，即杜预、孔颖达序论及马骕所作《左丘明小传》1卷，《辨例》3卷，《图表》、《览左随笔》、《名氏谱》、《左传字释》各1卷。马骕从《左传》流水帐式的历史记载中选取108个篇目，以时间先后为序，按事类立目，重新剪裁排比，每事首尾完具，”。记得有家学著称的刘师培言，治左传需注意其中的思想体例，即“礼、事、例”。姚氏的会要之作，只限于春秋经，因此，在体例上以礼作为著述之纲，是必然的。马氏的事纬之作，是对左传史事的编排，所以采用其纪事本末体。择其左传“三要”之一来统其著述。窃以为，在现代思想学术进程中，对于左传的研究还有进一步的可能，那便是以思想史之方法，寻其体例来研究考察。而这亦是我所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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