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记下两句太炎先生有关论学的话，云：“学者在辩名实，知情伪，虽致用不足尚，虽无用不足卑。”；又有云：“（名辩）先见其旨，次明其柢，取譬相成，物固可形。”有云：“稽古之道，略如写真，修短黑白，期于肖形而止。”人所共知，在学术上，太炎先生以治小学为名，因此，在其论学思想的叙述里，太炎先生所体现出的旨趣便是一种乾嘉之学的求是精神。在太炎先生看来，求是乃为学之根本，从中更体现出为学本体的独立价值。泛而言之，此种为学独立的理想，亦是儒学得以延续以及依其道统而承载传统文化的必然因素。旧学内部有过体用之辨，太炎先生则认为，为学当先求其是，然后才有为之所用的可能。粗泛而论，倘若为学不求其是，那么致用当中的是非又该如何定论呢？窃以为，此种争辩或者跳出儒学内部之外来认知，反而给人许多简便，更或省却了其中论辩求证其小节的麻烦？此外，在晚清的体用之争中，另一方面还可以看出，体用是经学的内部之争，求是则有受之历史理念中“资治”的左右，亦就引出如何看待经学的历史观以及确立经学性质的问题。太炎先生秉承学诚“六经皆史”的学术观，又守其古文家法，以肯定孔子的经学及其个人地位。文化内在于历史，文化的历史性与其发展，隐含着文化内部的格义及认知，而其文化主体同样不可超然于历史范畴的思辨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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