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思想史作为问题提出，是现代学术之反思与演进的必然方法。思想史的出现，为现代学术追寻其现实社会之根源，与厘清历史的文化思想之脉络，提供了新“经世致用”的历史观念，并使得学术由传统思想之经、史、子、集的门科分类，和经学与理学中所谓“道德理想主义”之建构，转向了以现代学科为主导的民族/国家为中心的现代史观。历史并非具有普遍性之意义，必然有其地域社会自身发展之特征。于此欲深究吾东土思想史，必然有其“中国性”（chineseness）的烙印。唐逸先生撰《思想史方法论》，对其历史思想提出两种的评价标准，云：其一是专就思想本身的形式严整性立论，此即某些思想史家所称的逻辑之美（或不美）。其二是专就思想在实践中的成败功过立论。思想史的功用在于窥探传统思想之源流，体察思想之确立，发现思想之流变；前两者在于思想体系之建立，归于问道之义理；后者在于思想本体之质变，以求于现世致用之谋和。至此，思想内在之发展与历史社会之实践，其两者体用关系并重，构成论述思想史之核心。无此三者，思想史便无以存焉。唐先生言之所谓，甚是偏狭。其一，所谓“逻辑之美”，在于治学方法之求全，问学工具之完备，由此使得论述“形式严整”，而非治史学之本身也。其次，所谓成败功过之论，不能因实践之得失而获罪于思想。思想之于实践，并非单一的因果关系；要之，于现实社会中间，实践不能全然得思想之果，而思想又往往于实践中夹杂其它因，所以，对于思想之道德与价值的判断，需得置其历史语境当中考辩。唐先生遂而又云：然而观念皆有其理想相及现实相两个方面，若仅以其现实相评价其理想相，似失于偏。观念的现实性固然可由其实践的效果加以判断，然而观念却往往还具有其原型性，使其生命历久不衰，或激发出具有连续性的新观念，以及后世之实践。故吾人对于历史上的观念之评价，即令仅就实践之效果而论，亦不得不括入此种继承性实践之得失。在其思想观念与现实社会关系论述中，由四者构成，即观念的原型性、现实相、理想相以及连续性；而此思想世界与现实世界之变相即是体用关系之于历史当中复杂的呈现使然。唐先生认为对于思想的评价不能陷于“用成”与否之窠臼，而在于思想因原型性所展开的连续性。此种思想于思想史当中最具其特征的即儒家思想。假使儒家思想之道统归依于士大夫的精神世界，那么经学与汉学、理学的关系，尤其是经学与理学之关系，使其历史的文化内在机制在此昭然若揭。思想文化内在机制的演变，是思想史于现代文化机制中得以独立展开的根本因素，亦由此成为现代社会历史观的思潮主流。然而按唐先生的论述逻辑，其所没有指出的是，思想之于体用之间各有其旨归。其所谓的原型性思想具有历史本体论的意义，因此其思想的历史本体必然归根于文化的地域性；而只有其所谓思想的连续性，即因思想的历史本体所延展“致用”功能，才具有其普遍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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