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中，毛泽东大约是对文艺问题发言最多的一位。与中国社会主义进程紧密相关的毛泽东思想中包含如此众多的文艺问题，这无疑对我们的研究提出了挑战。这既是对政治和历史专业的研究者的挑战，更是对文学研究者的挑战。它几乎天然的使对这时期的文艺问题的研究无法脱离政治和历史。
讨论1949以来的文学的前提是，这种文学应该怎样被理解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也就是说，"国家"与"文学"的关系是一个潜在的、但是决定性的框架。特别是在讨论1949-1976年的文学史时，现以存在的不成文法是"国家专制主义"对文学和文化的危害。但是，这是一种非常含糊的，甚至是经不起推敲的，武断的判断。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现代国家专制主义是与生产资料私有制(马克思)和官僚科层制度(韦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1949年在中国确立的革命国家却不是这样的国家。这个国家首先起码在形式上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而且也从来没有赋予官僚制度以公开的合法性---毋宁说，特别是1949-1976期间，这个国家以社会主义和革命的名义，经常的对官僚制度发起各种不成功的挑战。所以在讨论国家与文学的关系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了解1949年确立的革命国家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国家"，其中，认识到不仅仅是"前现代的国家"，而且"现代国家"也会造成专制主义是重要的，而认识到现代社会主义和革命国家内含的反抗和克服专制主义的因素就更加重要——我认为认识到这两点之后，就会发现用"国家专制主义"危害文学这种不成文法来解释1949-1976之间的文学的历史是一种多么粗糙、武断和经不起推敲的意识形态的粗暴。
我们必须这样作，还有一个不必讳言的原因---那就是广泛存在的对"毛泽东式的专制主义"的声讨，这种声讨在文化领域里以一种众口一词的声音被传播，但却没有什么理论上的新颖之处——所及无非就是"封建主义"和"革命"摧残文化。正象当年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传播采取的是同样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很难说是夸大了事实，但是，毫无疑问是把事实搞得更加模糊不清。在我看来，把"专制"与"封建主义"联系起来是一个既省力，又狡猾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巧妙的掩盖"现代专制主义"的特殊形式，不必用对这种形式的分析来麻烦头脑简单的人们。而把专制与"革命"联系起来就更是一种类似于阴谋的话语诡计，它无力思考为什么一场针对现代专制主义的革命，最终未能摆脱这种现代专制主义的历史教训，而是通过笼统的"告别革命"来从话语的层面帮助和加强这种现代专制主义的永世长存。
突出的是——今天，很多人认为毛泽东曾经参与、介入的那些文学问题的讨论，由于不过就是这样的"专制"的表现，实际上就已经没有什么考虑的价值。我想，对这种无所作为的姿态的批评，首先不是与其在理论进行论辩，而是使讨论尽可能的回到当时的历史处境中去。——实际上，在当代文学的研究中，尽力恢复历史语境的努力相当微弱，立足当前的想当然的价值判断则太多——比如说，我们过多的、过于轻而易举的频繁运用"专制"这个词汇，而很少分析从来没有离开特定历史处境的专制/反专制行为，也没有一种离开具体历史语境和条件的专制/反专制的方式。实际上，历史领域里这种形而上学的话语技巧，实际上不仅仅是掩盖了具体的专制，而且也一如既往的制造着对历史、现实和知识的专制。这种态度长期被运用于当代文学研究，——例如，类似关于《武训传》和《红楼梦》这样的讨论中。我下面的分析就是要从这两场讨论开头，尝试着把这种讨论恢复到当时的历史处境中去，然后，逐步思考关于所谓"专制/反专制"的框架在描述当代文学史方面的虚构性、片面性和专断的实质。
伟大的中国革命，它的胜利首先是与数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彻底崩溃为标志的。这是人类历史和中国历史上天翻地覆的一件大事。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实际上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展开的。它涉及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革命是造成了文化和教育方面的空前的进步和平等，还是威胁和摧残了这种进步和平等。我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同样，它的意义也理所当然的深刻的植根于文学和文化领域，但又深远的超越了这个领域。
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中国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础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在魏晋以前，这样的基础主要是围绕着皇权建立起来的。而在魏晋之后，官僚士大夫阶层在维护这种基础方面，扮演着日易重要的作用。而在明末以来，地方豪绅和地主阶级则成为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的主要承载者。这种变迁在李贽的思想，特别是顾炎武的"封建论"中，有深刻的表达。总之，这个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统治的方式，逐渐经历了一个"下行"和向社会、民间"渗透"的历史过程。
特别是，清代以来，中国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主要是由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和"一家一户"的"私"的家长制度承载的。这种地方地主和豪绅制度在清末的"地方自治"运动和清政府的改良运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一方面，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地方豪绅力量，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的崛起，表明地方地主阶级既是封建政治经济制度的维护者，也是封建文化体系的传人和维护者，另一方面，曾国藩同时也是晚清改良主义的洋务运动和地方自治运动的发起者，这种改良主义运动既表现了封建国家统治深入到地方的过程，也表现为封建主义的自我瓦解的趋向---这种趋向在晚清的条件下，是伴随着面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自强运动"展开的，即允许地方豪绅有兴办企业和学校的权力，以促使封建国家的税收和调整统治方式。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中国革命者，对地方地主阶级作为封建制度的主要承担者的认识是十分清楚的，"建立民国"与"平均地权"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不可分割的目标。这也是资产阶级革命与现代改良运动的区别。汪晖在研究这段历史时曾经描述到：
晚清革命者已经意识到加强地方乡绅/地主制度的力量以及地方分权改革都是晚清国家建设的一部分，因而这些制度和改革是和皇权的合法性密切相关的。辛亥革命之后，这一看法逐渐流行。这就是晚清改革的悖论：王朝合法性对地方自治的依赖与地方自治对王朝合法性的瓦解相并存。如果说明末清初的"封建"思想(如顾炎武)是通过确认地主土地所有制来限定君权所有制，那么，清末民初的均田主张却包含着对土地私有制的激烈批判，这种批判的根据之一是对皇权及其社会基础的否定，另一依据则是清代中期以降日渐发展的土地兼并。1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奏，是由无产阶级和其农民同盟军完成的对中国资产阶级上述矛盾"悖论"角色的历史扬弃，完成的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力完成的对封建主义的彻底革命---中国的近代历史表明：对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的革命，不能由与地方地主阶级有着密切联系，或者就是由地主转化来的中国特殊的资产阶级完成，因为那种联系使这个面目不清的，角色模糊的阶级，对历史的认识也是模糊的，它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注定也是面目不清的。如果说历史---或者对历史的"现代理解"就是把历史看作人类有意识的自觉行动的话，那么，始终有意识的，和自觉的要推翻封建主义制度的是中国的农民阶级和由他们转化的城市无产阶级。而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之所以不是一种"彻底的革命"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缺乏对历史和自己行为的自觉的意识。中国资产阶级意识不到现代中国历史，特别是封建主义的历史的真实命运，这一点是由它与封建主义的近代承载者——地主阶级的天然联系决定的。
因此，在政治和经济上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斗争，也就必然是这种斗争的现代承担者——中国无产阶级申述他自己明确的历史意识和对中国现代历史命运的评价的重要时刻。这种对历史的命运的申述和对革命者自己命运的申述是密切联系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卢卡契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作了经典阐发)，无产阶级革命是有意识的，自觉的理解历史命运，并使自己的解放与这种真实的历史统一起来的运动。这种革命不但是政治经济的运动，还表现为一种有自觉的历史意识的阶级的运动——也就是一种有思想和明确意识的阶级的运动，甚至是有明确思想意识纲领指导的现代阶级运动---或者说，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运动必然是一种从总体上克服资产阶级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运动。
卢卡契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了十分有意思的观点，他认为资产阶级由于既得利益，不愿意把现代经济革命扩展为改造社会关系的社会革命和批判资产阶级工具理性的现代性的文化革命。而如果要完成对现代社会关系的平等、民主改造，必须从总体上批判资产阶级现代性的片面性。而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把握总体"，从总体上批判资产阶级现代性。
卢卡契另一个有意思的观点来自辩证法的启示，在分析巴尔扎克的小说时，他把"现实主义"理解为"艺术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能够把对资产阶级现实处境，与对这种现实的局限性的批判结合起来。所谓能在"总体上把握现实"，取决于对"现实社会"的深刻领会和对"合理社会"的追求的统一，用辩证法的发明者黑格尔的那句名言就是：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者的矛盾的双重使命，同样使毛泽东格外重视辩证法的问题。这种双重使命就是在现实中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而又保持对社会主义的"合理社会"的追求。在中国革命刚刚胜利时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书中，毛泽东好象还不是那么的强调辩证法，而是把中国社会主义者的任务看作"分两步走"——即他一方面充分务实的强调现实的任务就是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建立科层现代国家，完成工业化；即关键的两个现实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一个是："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一个是："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另一方面，毛泽东用激昂的调子把社会主义的任务遥遥无期的推向未来。但是，很快，毛泽东就开始摆脱这种机械的看法，转而认为既然中国的现代改造是社会主义者进行的现代化运动，它就应该更带有社会主义的色彩，应该使现实的现代化运动更"合理"、更平等、更民主——也就是说，他越来越认为：不但根据现实和历史的要求，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是"合理的"(现实存在是合理的)，而且，对合理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追求，也必须体现在中国现代化运动的现实中(合理的是现实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者对现实的把握不应该是片面的和适应的，而应该是"总体的和主动的"。他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完成自己的现实使命，是为了超越这个使命，在现阶段，尽管不能从现实上超越它，但是必须从思想和意识形态上超越它，如果不是这样，中国的社会主义者不但将丧失自己的未来，也会丧失自己的现在---即他无法完成现代化的任务。简而言之，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不是中国的未来，而是中国的现实。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任务也不是机械的两个阶段，而是处在同一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这两个方面处于"对立统一"的辩证状态。
中国的土地改革运动正是这样的运动。在土改运动在中国接近高潮和尾声的时刻，毛泽东明确的把这种运动引向了革命者对自己明确的历史意识的申述和宣扬，他准确的选择了电影《武训传》作为申述革命者自觉的历史意识的靶子和对立面。
电影《武训传》叙述的是晚清以来，山东聊城唐邑县一个叫武训的乞丐，在地方乡绅的支持下，用乞讨得来的钱兴办"义学"的故事。这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绕有趣味"的意识形态本文。一方面，在近代历史上，这种乡绅即地方地主是封建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的主要承载者，这种政治功能特别体现在对晚清农民造反运动的镇压方面；另一方面，晚清的地方自治运动，是维护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基础，即使乡绅兴办的有资本主义色彩的企业，也是建立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上的，即无论乡绅建立的企业还是学校，都是以土地地租的经济形式为基础的——事实上，历史调查表明，武训的确是以乞讨来的钱置办了田产，并以地租的利息来兴办"义学"。
马克思主义不能认同这种叙事是显而易见的。这绝不仅仅是因为：与地主阶级联合或者歌颂这种联合，看起来与正在进行的土改运动明显的背道而驰，而且更是因为，它与共产党正在进行的推广全民识字率的推进现代化的伟大工作背道而驰——共产党的"土改工作队"在广大农村进行"识字班"运动，新中国的废除土地地主所有制，就是要废除封建贵族教育的经济基础，使所有农民的孩子可以受到现代教育。而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促使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转化，这是现代中国"资产阶级"的任务，也是现阶段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这决定了这两种革命统一的一面，但是，它们之间存在着更重要的对立和斗争的一面。其中一个绝对重要的区别在于-或者说社会主义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根本的不同在于：它不仅仅追求经济方面的发展、甚至在经济意义上的相对平等和自主，而且追求文化特别是教育方面的绝对平等。与这个伟大运动相反，地方乡绅的所谓"义学"由于建立在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正是这种所有制形式剥夺了下层社会有受教育的经济能力。还有，在现代性的方案中，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以"劳动"组织起来的历史框架中，"乞讨"和"乞丐"完全是一种反常的，甚至是变态的，丧失"理性"的耻辱。
但是，电影《武训传》却受到巨大的欢呼，这种欢呼在土地改革和全民教育体系的推广的决定性历史时刻发生，看起来不免有些奇怪。因为这部电影不但很难说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且的确非常明显的与土改和新中国的全民教育思想严重矛盾。问题的严重之处还在于：看起来不但是广大观众和评论家，而且是党本身，对中国历史和自己的历史命运，对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没有清醒认识---他们认为教育和文化平等并不一定是通过革命来完成的，甚至革命有悖于文化和教育的进步，他们也完全忘记了，正是现实中的革命，不是危害或者摧残了文化和教育，而是空前的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教育方面的平等。文化和教育平等是革命造成的，也是社会主义追求的基本人权。无视这种革命造成的文化和教育方面的空前进步和平等，无疑表明革命丧失了其历史目标，无产阶级丧失了自己的历史和阶级意识，这一点在这种盲目的一片欢呼声中暴露无遗。毛泽东忧心忡忡的，也是十分惊讶的发现了这一切，这种发现随后马上就变成了怒不可遏，他简明的批评道：无视中国革命造成的文化教育的空前进步和平等，这不仅仅是无视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而且实际上，这是在最大的意义上诬蔑了中国革命——毛泽东反复运用"诬蔑"这个词，表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刚刚以千百万人的生命为代价换得发言权的革命本身受到的，来自知识、社会和历史舆论方面的伤害：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性质。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统治者的伟大斗争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的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于到了如此之多，说明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予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也不去研究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100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和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象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电影《武训传》及其它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甚至向这些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呢？2
这是毛泽东在建国后第一次介入文艺问题的讨论。毛泽东对文艺的态度，表达的是他从这个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阐述，它鲜明的表明：如果现代性的视野把"历史"看作有意识的人的自觉行为的话，马克思主义就是这种历史观的坚定捍卫者。毛泽东认为，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革命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人民群众甚至革命者本身就自然的意识到这种革命的历史必然性，革命的"受益者"和"参与者"未必都是"自觉的革命者"，一场被历史裹挟的革命运动，和自觉的意识到"历史"的革命运动还是两回事。
毛泽东随后在关于《红楼梦》的讨论中，再次发现革命将会威胁和摧残的"文化"和"教育"这样的"话语体系"究竟是什么，以及这种话语体系是由什么构成的。关于革命将威胁"文化建设"的话语，并不是一种新鲜的东西，而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产物。这种革命/建设的二元对立关系，实际上在新文学的开端就已经奠定了(它甚至鲜明体现在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和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这两篇文章的题目上)。这种革命威胁"文化建设"的话语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也有着曲折复杂的表意策略，其中最典型的策略是，把学术理解为立足于材料、事实的发现和积累意义上的进化，而不是思想、方法和理论的进步。按照胡适的说法，一种思想、方法、理论(或者他所谓"主义")，将先入为主的破坏学术的"实事求是"的客观性。因此，所谓革命将威胁文化建设的话语的远为深远和复杂的学术表述——那就是认为方法和世界观的革命会破坏学术进化。毛泽东认为，这其实就是经验主义的历史观在思想界的统治，这种"就事论事"的历史观表达了一种态度，或者说在它"反对一切理论阐述"的立场中表达的正是一种鲜明的理论态度，它把历史研究当成了文物研究，用自然科学的对待自然界的方法对待活的人类历史。以"考据"和大量"材料"堆积而成的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制造的仅仅是一种表面的虚假繁荣，而背后的东西是什么呢？那不过是说学术进化与方法、理论和思想等一切革命无关，这些东西除了制造学术混乱和使"小人物"制造哗众取宠的效果外没有任何作用。由于党的报刊《人民日报》和《文艺报》完全站在这种经验主义的立场上，为这种机械的文化生产大唱赞歌，并且官僚主义的维护这种知识生产的等级制，压制真正的不同的声音，所以，毛泽东加强了这样的判断：领导人民以政治革命推翻了反动统治的党，正在领导从经济上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党，却没有从思想和文化上自觉意识到这种政治和经济革命的真正价值，意义和历史命运。用马克思的经典语言来说："官僚制度依赖的是知识的等级制"，这几乎是必然的。毛泽东一语中的的说："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密史》和《武训传》放映的情况是相同的。"3毛泽东的这种理解是非常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据马克思的解释，社会主义革命是摆脱人，劳动和历史的异化的伟大运动，这个运动不会因为在政治和经济上克服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危机的"革命"而终结，因为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危机是这种人、劳动和历史异化的结果，不是其原因。因此，如果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革命胜利后，不提高自己的觉悟，不把人，劳动和历史改造成自觉的活动，那么社会主义社会也难逃异化的厄运——而首先就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这无非是说，按照马克思的评论，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文化才是机械的工业生产，但是，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条件下，这种文化活动也完全有可能不是什么革命的，而是同样堕落为文化的机械生产。胡适式的机械经验主义方法的泛滥正好说明这一点。这样，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不但不能从异化的历史中解放出来，而且它本身就成为异化的、有局限的历史的产物---因为只要无产阶级把自己的革命仅仅理解为政治和经济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就如同历史上一切革命一样是有局限性的。因为他们认为，那些"小人物"提出的必须讨论学术研究的方法、范式的分歧，这根本不是"学术问题"，在他们看来，"学术问题"好象与方法、范式这些问题无关似的。但是，在毛泽东看来，这种提问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对社会科学研究的革命，也构成了对这个被称为"新红学"的学科的权威的可疑性的质询。
实际上，毛泽东选中《红楼梦》这部作品和俞平伯这个人也不是偶然的。俞本人是现代文学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和学者。他的曾祖父俞樾是晚清杰出的经学家、诗人，是《群经评议》、《诸子评议》和《古书疑义举例》的作者，甚至还是《七侠五义》小说的改编者，也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同时，又是汉学大师章太炎的老师。从俞平伯这个也许是最典型的中国旧知识分子传人身上，的确最典型的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变迁，简单的说，这就是清代以来的考据学如何被胡适的科学经验主义所替代，而传统的"性情"又如何穿上了现代"人文精神"的外衣得以复活。在这个意义上，《红楼梦》的内容一方面被当作"事实"来作"科学考证"，一方面又被当作"自叙传"文学来伸张五四所谓"人的文学"观念。对当年的胡适来说，他的强调"事实"、"证据"，无非是用他的科学经验主义"方法"来批判中国传统经学的方法"不对"(例如他对章太炎的批判)，而在建国之后，大批老知识分子不断强调"事实"、"材料"和"考据"要先于"观点"，"方法"和"思想"，这在毛泽东看来，他们借助于胡适当年的攻讦新文化左翼阵营的论调，不过是在巧妙的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和思想的必要性。在他们对事实、材料和考据的鼓吹中，暗含的不过是胡适当年的狡猾伎俩——这一回却是用他们的所谓"科学方法"来潜在的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和思想。毛泽东对当年发生的胡适与李大钊之间关于"问题和主义"，经验主义的"事实"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之间的世纪初论争可能有深刻记忆，有可能把当下的问题看成是社会主义的现代性与资产阶级现代性世纪论争的一个延续。还有——毛泽东认为，这部小说也不能看作关于人生的追问的"人的文学"，而是传统中国社会全面的，整体性腐败的一个见证，这种腐败是与家族制度、官僚制度和阶级制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俞平伯这样的知识分子看不到这种全面的、整体的和周期性的腐败，而用抽象的人的问题掩盖它是不奇怪的，因为毛泽东倾向于认为他们就是这种腐败的一部分。
刚刚进城的革命者急匆匆的对中国城市的文化领域，特别是其承担者——出版人，传媒老板，电影公司发行人，当然也包括城市知识分子发起攻击，而且，攻击的力度如此之大，导致了许多不可原谅的后果。其中众所周知的是，关于《红楼梦》问题的讨论虽然遵循毛泽东的指示对俞平伯这样的老牌知识分子"团结保护"——虽然大批旧知识分子(包括后来被奉若神明的钱钟书)依旧安然无恙的继续以他们的事实、材料和考据的整理来暗自表达他们对左翼学术重视的政治和思想想象的不满，但是，却发生了一个出乎意料的---但也是更加悲剧性的结果——导致了自愿留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胡思杜——也就是胡适的儿子的自杀身亡。这是许多悲剧和严重失误中不能忘记的一个。虽然毛泽东马上纠正说："离开那些旧知识分子，靠我们这些人，绝对不行"——但是，越来越多的旧知识分子感到自己在新时代"丧失了作用"是事实。这甚至包括那些对社会主义理想怀着巨大热情的青年知识分子——在这个意义上，胡思杜的自杀是一个象征。中国学术界在本世纪末表现出的对于社会学和思想史方法的下意识不满，对于材料、事实和"证据"的病态的强调，就是在那次批判胡适的科学经验主义方法时埋下了种子。它也使革命是否"威胁学术和文化建设"，成为一种不断被争论的话语实践----毫无疑问，关于这个问题实际上并无一厢情愿的答案，因为它的答案只能在历史中去寻找。
但是，"旧"知识分子的丧失作用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文化领域是一片空白，或者造成了"封建独裁和封建专制"。社会主义者雄心勃勃的要实验一种更"现代"得多的文化领域的建设。实际上，真正的讽刺在于：社会主义者们在讨伐资产阶级的文化生产时，自己却落入了更大规模的文化生产中去了。这就是以一种群众艺术的形式，大众可以广泛参与的文化艺术活动，代替由出版商，发行人和作家控制的文化领域。这样的设想存在在马克思主义的论断中，根据这些论断，文化艺术不仅仅是一种审美的、甚至天才的活动，而且也是特定的劳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劳动就是商业制造业的一部分。例如"书籍不仅仅是有意义的结构，也是出版商为了利润销售市场的商品。戏剧不止是文学脚本的集成；它是一种商业，雇佣一些人(作家、导演、演员、舞台设计人员)产生为观众所消费的、能赚钱的商品。批评家不止是分析作品，他们(一般地说)也是国家雇佣的学者，从意识形态方面培养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尽职的学生。作家不止是超个人思想结构的调遣者，而是出版公司雇佣的工人，去生产能卖钱的商品。马克思在《剩余价值论》中说，‘作家所以是生产劳动者，并不因为他生产出观念，而是它使出版商发财，也就是说，他为薪金而生产劳动。'"4正是这样的文化生产方式，是文化艺术成为少数人的"家私"。而社会主义革命不但要改造旧的文化领域和艺术生产方式，而且要创造新的艺术生产方式---它要使那些艺术生产方式革命化，目标是改变艺术与大众之间，作家与作品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艺术的革命性在于如何使得作者，读者和观众成为合作者----一个十分重要，但总是被忽视的现象是，社会主义的艺术主要是"视觉艺术"，而非"阅读艺术"，简单说，演剧，歌舞，群众"联欢"，"墙报"等等文化活动形式，越来越取代阅读的书面形式---这种尝试在延安时期就已经初具规模---建国初始，共产党就利于政权的力量，不遗余力的推行这些新的文化形式---在这方面，以党的文化杂志《文艺报》最为起劲。5从延安时期的《白毛女》到建国后的《茶馆》，从延安时期的《黄河大合唱》到建国后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种形式在文化革命中的"样板戏"-特别是群众自编自演中达到高潮。社会主义文艺创造了自己的"经典"，---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它们被片面的理解为"不值得一提"。
社会主义对文化生产方式的改造最直接的后果是配合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改造"完成的对"同人社团"和"同人刊物"的改造，代之以党领导的中国作协和中国文联(成了于1949年7月)和到1959年已经达到59家的文艺刊物。这就等于从根本上取消了"中国现代文学"原有的"唯物主义"基础，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社团和"同人刊物"，现代文学将不可能以那样的形式存在——虽然在50年代末，丁玲等人力图接过胡风的论断，恢复同人刊物的作用，甚至江苏出现了陆文夫、高晓声等人的《探索者》，但是其成功显然是不可能的。对于生产资料的文化方面的改造和对文化生产方式本身的革命，奠定了所谓"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存在的完全不同的唯物主义基础。----尽管这样的改造今天看来不能说是成功的，首先是毛泽东本人在60年代对文艺官僚大加挞伐，解散了这个"文联"，后来则是商品经济时代国家已经不准备在"养"这些实际上的"官办刊物"——这种失败在很大程度上要回到"胡风事件"当年提出的问题。我们在下一章将集中讨论这个问题---但是，讨论的出发点不是象有些人说的，社会主义造成了"文化空白"，而是讨论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在建设的过程中遇到的困境，挑战，当然---包括严重的失误和教训。这个教训主要是革命文化陷入的"两难"——既要追求大规模的文化生产，又要摆脱支配这种生产的文化官僚制度。这种两难与毛泽东在"现代化"与"社会主义"这两者之间陷入的困境实际上是相同的。
"革命造成的专制主义"，还经常与毛泽东本人的"激进主义"或者"浪漫主义"这两个含糊不清的词汇挂钩。这种含糊不清体现了一种可以理解的话语策略，---因为如果我们把"激进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个含糊不清的词换成"社会主义"，也许会好理解的多。毛泽东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应该包括更多的"社会主义"成分，他的这种设想经常被认为是"空想"，特别是在58年"大跃进"悲剧性失败之后，毛泽东被戴上了这种"激进主义"和空想的帽子，实际上就再也摘不下来了。毛泽东本人，正象他自己多次承认的那样，对50年代末的饥荒负主要责任。但是，大跃进的主要教训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本人的看法从来与一般的历史结论有不同，这决定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检讨看起来总是令人感到言不由衷，---实际上，毛泽东认为，大跃进的失败的一个主要教训就是党内官僚主义的恶性膨胀---而这一点经常被历史学家所掩盖和忽视。他们认为大跃进的恶果主要是由于毛泽东的激进空想和农民的狂热造成的。实际上，由于在文学史上，"浪漫主义"总是被理解成"前现代"和"反现代"的，这就更容易坐实毛泽东与封建主义的联系。但是，实际上，在现代性的历史上，"浪漫主义"的对立面是现代庸俗市民趣味和官僚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对浪漫主义的攻击，其实掩盖着一种歌颂官僚政治的远为深远的话语策略---例如，关于革命破坏了"现代化"的元话语体系中一个并非不重要，但也是更曲折的话语策略是："浪漫主义"和"文人习气"破坏学术分工(分科)---或者破坏知识的等级制---进一步威胁建立在这种等级制之上的官僚政治。
指控现代专制主义与"浪漫主义"或者"激进主义"的联系，这种借助于文学词汇进行的批判，其实要提出的并非文学的问题。它指涉的是历史。所以，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也不是去考证什么才是文学意义上的"浪漫主义"，而是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因为只有这个语境，才会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浪漫主义"这种"超文学"，"超历史"的话语并没有触及真正的专制主义，相反，它实际上掩盖了现代专制主义的根源和实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革命国家的构成方式的特殊性经常被学者忽略。实际上，一旦革命国家在中国基层农村举例起严密庞大的干部组织，这个组织就会产生一些出乎意料之外的结果。一个结果正是合作化运动的过头---泰伟斯正确的指出："的确，到1956年底全部建立完全集体化的农业合作社之举，更多的是由于党组织对运动的热情贯彻，而不是由于毛泽东的规划。---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曾在1955年谨慎的提出的分阶段发展的政策被放弃。---虽然毛泽东继续在1955年至1956年秋冬对左的过头的行为提出警告。"6农村基层干部集体的积极是有充分理由的："向高级社转换使干部象较贫困的农民一样受益，而且减轻了他们的行政任务，而且他们再也不用计算制造不和的土地红利了"---但是，实际上，干部的政治支配权力在合作化和大跃进中加强了，而且他们只会进一步加强这种政治支配权而不是相反----因为如同一起官僚制度一样，这种行政支配权是与他们的个人利益紧密联系的。还有，也许更重要的是：正象一切官僚结构都依赖行政报表，而这些报表绝大多数都是充满"水分"一样，大跃进的恶果首先就是这种"虚报"造成的，这种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官僚制度合作的虚报是中国官僚制度恶性膨胀的必然结果。----所以，当后来的"七千人大会"上，书记处和国家主席把大跃进的帐计到毛泽东的激进主义头上时，毛泽东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他认为这是从中央到地方的新官僚阶级愚弄他本人并且借以推卸自己的责任，掩盖真正问题的狡猾伎俩。
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愤怒并非"出师无名"，他越来越相信社会主义的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并没有消灭阶级和统治集团，因为它造成了一个掌握行政权力的统治阶级---官僚阶级。"大跃进"失败对毛泽东是一个深刻的教训，他不但把这个帐计在了这个官僚阶级身上，而且理所当然的记在了苏联头上---正是苏联的"还债"要求加剧了中国的灾难，毛泽东认识到，苏联已经出现和存在这个庞大的官僚阶级，斯大林主义将不遗余力的使权力集中在社会上层手里，并为他们的发财致富铺平道路---毛泽东悲剧的预言，总有一天，在某个合适的契机下，这些人会公开打出恢复私有制的旗帜---"复辟资本主义"。毛泽东理所当然的拒绝这种已经可见的前景---他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实际上不是为社会主义，而是为恢复资本主义铺平道路。这对革命家毛泽东来说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恶梦---如果说，大跃进的失败给了他什么主要教训，这实际上就是在他思想深处深深埋下了官僚制度留下的、令他有苦难言的创伤。
----毫无疑问，一般的社会主义在坚持"集中化"方面的确不象资本主义那样"欲盖弥彰"，而是相当直率和理直气壮-----在这方面最为专断傲慢的态度是苏联式的---苏联社会主义集团并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包含什么矛盾，斯大林认为这些矛盾和困境是资本主义独有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斯大林改造，他认为由于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他所领导的制度"已经在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哲学上完全克服了这些矛盾和困境。"作为一种回答，"斯大林主义"就是对这些矛盾的全面超越和总体解决。----苏联社会主义是这样一种政治制度，它不但是一种政治和经济的统治，而且是受到一种哲学，文化和科学保证和指导的政治经济统治，它已经把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方方面面一网打尽，高度集中的组织起来，它鲜明的表现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日益集中化的权力网络----这种高度的集中化甚至被它们认为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与此不同，在中国50~70年代据支配地位的毛泽东思想却这样看(尽管在这个时期毛泽东思想也不是一个整体，特别是在1956年以后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存在着这些矛盾，面临着这些困境-----这些矛盾在他发表于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有较全面的论述。毛泽东认为，这些矛盾既包括现代化社会的普遍后果："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保守的阶层，还有类似'既得利益的集团'。还存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的差别。"也包括普遍的利益分化和不可能消除的人的个性的差别，即所谓"有朝气蓬勃的人"也有"暮气沉沉的人"。这种特殊的思路决定了后来毛泽东思想的进向-------1958年，当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之后，毛泽东便开始进一步思考特定的现代社会的后果---"工业化"造成的后果了。他倾向于认为：仿照苏联的"五年计划"的工业化造成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这种所谓"三大差别"严重背离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如果毛泽东的这种思考一开始还没有影响中国的社会发展道路的话，那么，日益紧张的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则促使了中国发展道路的转向。195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庆典上，赫鲁晓夫给中国带来的"贺礼"是核恐吓和撤退专家。苏联"援助"的丧失不仅仅使中国背上惩罚性的债务，更重要的是，由于资金的短缺，中国依靠"资本密集型"发展大工业的现实可能性几乎失去了，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久被搁置的，由毛泽东提议的"发展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直接后果就是"大跃进"----实际上才迫不得已的成为发展的唯一可能。
正因为仿照苏联模式进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双重后果，---(迈斯纳指出，"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高级的工厂经理和工程师每月工资高达280元，而工人的工资平均是65元。此外，技术和党的官僚精英中较高级的人员还拥有较好的住房，享受带薪休假，甚至常常有政府雇请的仆人，1956年早些时候的工资改革肯定、并且扩大了工资差别。"7)---毛泽东在50年代后期明显升级的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后果的批判，的确十分类似马克思对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化后果的批判。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由于消灭了财产关系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有希望消灭工业化的这些后果。但是，与韦伯和托洛茨基十分相似，毛泽东认为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却使一批国家官僚以人民的名义，并不"占有"但"实际上支配"生产资料。这些官僚以他们特殊的政治地位，填充了当年利用特殊的经济地位对社会进行剥削的"统治者"角色。这个利用特殊的政治地位获得经济利益的阶层，和原来的利用剥削的不道德的经济关系获得利益的资产阶级一样，构成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毛泽东1956年关于"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矛盾"的说法于是逐步升级-----最终成为以群众运动反对党内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当然，指出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造成的严重后果，指出这种"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完全没有象马克思所预言的，比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更民主，更进步，而是恰恰相反----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以后第一个发现这一点的人，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述过。但是，与作为学者的韦伯等人不同，毛泽东却是唯一一个，当然也是第一个这样看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的领袖。这种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的不同的进路。
为什么会是这样？在诸多解释中主要的我认为是50年代中期的毛泽东"退居二线"的特殊作用(退居二线含蓄的表达了毛泽东应该对大跃进的失败负责)。这种"退居二线"使毛泽东能够相对自由的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从事调查研究，以他所说的"打游击"的游击队方式摆脱具体管理者的角色。与那种毛泽东"离开权力"和"要求重返权力中心的焦虑"的说法不同，毛泽东实际上开始以这样的方式对管理者的权力进行监督---这种监督采取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人民代言人"的批判的方式。有人认为毛泽东"退居二线"是党内"分裂"的开始，但是，这种分裂首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权"与(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解释权"的分离。这种政治"管理权"与"解释权"的分离的确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实验形式，但是，问题出在：整个"解释权"并不是以一种制度的方式，或者说"法典"的方式(象西方世界那样)存在，而是体现在作为"革命导师"的毛泽东思想，最后就是毛泽东本人身上。----一个关键的问题总是困扰我们：为什么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民主"实验会导致无法解决的混乱甚至群众的内哄？换句话说，为什么那些批判官僚主义的群众运动和组织最终难免变成彼此对立的"派"，而每一"派"都宣称忠于毛主席和代表毛泽东思想？那就是这种围绕着"解释权"的合法性的斗争在这种条件下其实不可避免---由于这种"解释权"并不是"自主化"的，而是人格化的，它不能，也不是对管理的"制度化"的监督，它甚至根本也不是一种"制度"或一系列"制度"，而是"人民群众"以毛泽东思想的名义或毛泽东本人的巨大威望，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的"监督"---当然，如果非要反过来说也可以：那就是毛泽东借助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特别是人民群众的"群众运动"，来扩大他的"个人崇拜"，用这种"个人"对党的管理者进行监督。
但也正是由于毛泽东是人民中国和党的缔造者，他的许多革命同志与他一样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所以，尽管他看到城市化和工业化势必造成一个封闭的，只关心自身特殊利益的官僚阶层，造成了党的"退化变质"，他还是相信这个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即使在最激进的时候，毛泽东也没有把针对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视为"政治革命"，而只是解决思想问题的"文化革命"。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标志着毛泽东在批判官僚主义这个现代性的后果方面所能够提供的教训，这种教训有相当大的讨论的余地。
同样，关于现代性的另一个后果---工业化后果，也有许多问题可以思考。毛泽东本人，象18世纪以来的思想家，特别是马克思一样，既是现代性的目的论者，也并没有彻底怀疑过工业化。这意味着，他没有怀疑过这样的"发展主义"------社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工业化的水平和程度之上。因为18世纪的思想，就是建立在对英国工业革命的可疑的，孤立的和实证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的论证之上的。------尽管无论马克思还是毛泽东对工业革命的负面结果均有深刻的认识。今天，由于发达国家对工业化和制造业的转移和放弃，新兴地区(特别是日本)的崛起的事实，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经济活动完全不等于工业化大生产，而是一个包含了生产，交换，流通，分配和消费的不同环节的过程。然而，毛泽东毕竟没有生活在这样一个工业化模式被日益放弃的时代。相反，毛泽东全力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化，这首先是因为在他的时代"工业化"是世界潮流。---毫无疑问，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社会主义的人民中国，几乎普及了识字率，极大提高了下层社会和女性的地位和尊严，提高了中国人民的平均福利和人均寿命，建造了完善的工业基础和市场交换的人的和物质的条件，为中国的世纪崛起，奠定了举世公认的基础---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指出，毛泽东认为工业化程度不是一个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的看法，今天看来是正确的。这个看法，与马克思关于"商品贸易"与"工业生产"同样是经济活动的重要环节的看法一样，是对僵化的"工业化"论者的有力批评。
实际上，并非反对现代化，而正是现代化的后果(-----在毛泽东时代就是工业化的后果)，与社会主义理想的矛盾，构成了建国后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深刻的内在于马列主义的知识体系中-----同时，也深刻的内在于18世纪以来整个西方知识体系中，这就是：在马列主义看来：一方面工业化程度和经济水平不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唯一尺度，因为这个标准在相当程度上应该是社会平等和社会民主的标准；另一方面，马列主义却认为工业化程度是社会进步的前提。这样的知识矛盾在本世纪的50年代末深刻的出现在毛泽东的脑海里---他问：社会主义的不占有，然而支配生产资料的官僚，与资本主义的"经理"有什么不同？---如果他们之间很少不同的话，那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什么不同？如果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一样完全受经济的唯一原则支配，那么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在哪里呢？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目的"的追问，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在于发展生产还是人民民主的追问，是对社会主义的历史目的论的追问----这种历史目的论预设了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改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合目的的统一。"这种追问也表达了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学的特色---毛泽东本人可能是现代历史上最伟大的"平民经济学家"，他不是站在资本的所有者和社会管理者的角度去理解生产，消费和就业问题的，而是站在一般平民的立场上理解这些问题，毫无疑问，这样的平民经济学天然的拒绝盲目生产，消费差距，---同时，坚决拒绝失业。---但是，既要"发展"又必须保证这些目标的道路究竟在哪里呢？
毛泽东力图通过这样发展马克思主义原理来回答这些问题：尽管普遍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预先假设了经济因素为基础，毛泽东认为，人类历史上漫长的时期的确如此，但是，他认为无产阶级一旦开创了不再由经济支配而相反经济只是社会附属的时代，这种机械的历史唯物主义就不再适合新的社会，而历史唯物主义在这里采取了新的形式。----不是经济的决定作用，而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造成的人民的"主人翁意识"，是人民的"觉悟"和"创造性"，是社会主义优越性所在。
毛泽东思想经常被要求要对50~70年代中国的经济停滞，混乱的阶级斗争，个人崇拜负责，但是，正是毛泽东所说的社会主义的人民---在他那里经常就是"农民"，通过艰苦的劳动，为人民中国的生存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劳动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财富，而人民也付出了严重的代价---但是，我们总是忘了问一问：如果人民实际上不再相信自己是社会的主人结果会是怎样---因为在毛泽东时代，人民之所以愿意负出代价正是因为人民相信自己是社会的主人。阶级斗争造成的混乱和个人崇拜的严重失误也应该把对当时历史状况的困难考虑在内：一方面是中国工业化的某种看的见的后果，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的苏联当时已经成为压倒一切的全球霸权力量(这在1959年的戴维营会谈中表现的十分清楚)，它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同样的进行核恐吓----内部则是严重的官僚集团的专政。毛泽东思想就是这种知识和现实的矛盾的产物。我认为，如果讨论毛泽东思想的失误，首先应该是把这种失误看作是受到这种特定知识和现实局限造成的。
任何制度都是有代价的，社会主义制度同样不可避免现代性的代价。中国庞大的人口和相对狭窄的耕地，是严重的问题，这种限制使中国天然的不能追求分配方式和分配差距的过分巨大。所谓"社会主义救中国"在这个意义上并非理想主义的高调，毋宁是一种现实中不得不如此的选择。社会主义的中国不可能，也拒绝通过"以欧美为师"的方式，----也就是通过殖民主义扩张和索取海外资源，为现代化提供动力-或者"原始积累"。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根本的经济动力资源只有向内索取----"要奋斗就要有牺牲"，负出代价，延缓这种代价，最后深入的陷入这种代价之中，这是毛泽东的局限，也是中国现代性的困境。
由于这样的局限，毛泽东选择的可能性实际上不大。也许他只能相信，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有能力和信心克服这些矛盾。从50年代末开始，毛泽东先是把视野由城市工业化转向农村公社化，然后，在60年代中又转向城市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基本思路是通过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来克服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后果，同时探索一种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式。毛泽东认为革命文化、群众运动就是这些矛盾的释放，而这些矛盾的释放反过来有利于强化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结构力度和发展进程---当然，这里的前提是必须探索一条特殊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道路。他甚至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努力把这种态度发展为一种哲学。人类社会的发展动力究竟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回答是改革传统生产关系的生产力。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是什么？斯大林主义的回答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所以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就是生产力。毛泽东拒绝这样的回答，社会主义社会不但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且现代化社会的那些普遍的对立性后果，与整个人类活动相伴随的人的经济的，阶级的，文化的和个性的差异和矛盾，象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一样，深深的植根在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之中。-----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是什么呢？毛泽东坚定的认为是这些从根本上说永存的"矛盾"。他说："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正是这句话使他与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者划开了距离。毛泽东的漫长的革命提供的远不是专制，也包括克服专制的努力。毛泽东时代远不是一个专制的时代，而是深刻卷入现代性的矛盾的时代。如果不存在这种矛盾，不存在克服这种专制的苦苦思索和努力，发生在他身后的改革就将不可思议。
毛泽东身上体现的矛盾是现代中国历史的矛盾。毛泽东无疑成功的完成了历史赋予他和他的那代人的任务，尽管毛泽东深深的不满于这种历史的局限，他还是甚至"超额的"完成了中国工业化的积累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剥夺农民取得的---由于毛泽东那样的热爱农民，而中国农民也真诚的把他当作自己的伟大领袖，这个工业化的，对内"殖民"的过程就尤其具有悲剧性。但是，作为社会主义者，毛泽东提议打破分工差别，主张农村"办一些工厂"，主张人才向农村回馈的"反向流动"，主张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五保制度---这些举措事实上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中国农村的未来改革发展奠定了人才上的、物质上的基础。在这些方面，最近已经有了一些讨论，但是，我相信讨论的余地依然很大。
毛泽东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缔造者，这个国家以严密的计划体制和官僚体制，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工业化进程，保证了国家经济的持续近24年的高速增长，也造成了经济结构的失调。但是，毛泽东事实上从写作《论十大关系》时代就大力主张向地方"放权让利"，这个文献实际上构成了80年代改革者进行改革的主要依据和经验参照。
毛泽东把文化看作意识形态的表现，体现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谓意识形态就是一个社会里的人们看待问题和事物的特定方式、角度。或者说是毛泽东所说的"造成社会舆论"。毛泽东本人在透视这种特定的认识论方式和审美趣味时，往往是准确和高屋建瓴的，在这个意义上，他甚至是一个伟大的文化批评家和文化史家。但是，任何文学批评和文学史都不可避免的是一种意识形态对文学作品的规范和肢解，尤其当它与国家权力结合起来就更是如此。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相对于文学写作拥有了如此重要的霸权和裁判权，它在文学活动中拥有了这么重要的地位，这不过是现代性的一个结果---在现代中国，这是《小说月报》和《新青年》这些现代刊物开创的一个新现象。在毛泽东时代，这种现象发展到了极至，正如对于工业化和现代化一样，毛泽东对文化现代性的反省同样具有历史局限，这特别表现在他相信批评可以代表"真理"的声音这一点上---在毛泽东的鼓励下，那个时代的创作与批评完全处于高度不平衡的状态，其结果就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大批判"模式的产生，---它经常与国家暴力的人身迫害相联系。但是，毛泽东对社会批评逐渐沦为国家意识形态也有警觉，这表现在他力图在正式的国家传媒之外，开辟一个"舆论空间"，这就是他主持写入宪法的"四大自由"，在毛泽东看来，"舆论"是制衡权力的必不可少的东西---人们经常把这些"自由"看作派性斗争的可耻工具和极左分子篡党夺权的工具---这也许有一定道理，但是，也不应该忘记，推翻"四人帮"的"四五"运动，正是体现和运用了这些工具。
1956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和1966年的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启了两个结局并不美妙的时期和令人望而生畏的失败实验。首先，这两个实验的开端都与文学有关，但是，显然绝非简单的为了解决文学问题。1956年的"百花运动"首先导源于苏联的"解冻"运动和"非斯大林主义"运动，以及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高潮的到来。毛泽东把2者通过这样的思想联系起来：开放这些矛盾，将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利于调动地方，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造成"民主"和"心情舒畅"的局面对现代化高潮有利无害，相反，倒是社会主义现代性优越之所在，因为毛泽东相信社会主义的现代性最终可以克服这些矛盾。但是，事实上--当这些矛盾的释放无法在社会主义的现代构想中解决，反倒使人们更深入的陷入无穷的矛盾和困境中时，他就不得不终止这些实验，甚至不惜以类似斯大林主义的方式使其暂停。
在这里，"毛泽东式的悖论循环"终于出现在我们面前：如果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进步，却不能不与特定的发展生产力的方案----(在当时的理解就是国家工业化)结合起来并以工业化为前提，或者说工业化是社会进步的前提条件，(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发展主义")，----那么，高度工业化与官僚政治，城乡差别，社会分化这种"副产品"之间的联系就同样也是必然的。于是，在这样的"现代化"道路上，在这样的现代性的思路中，完全不能设想，对官僚政治和社会分化的攻击，不会威胁工业化进程。而对工业化的威胁，对发展经济的威胁，也就是对"生产"的威胁，无论在马列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的意义上，这也就是对"社会进步"的威胁。如果说，毛泽东当发现"生产"受到威胁的时候就会立即停止他激进的社会主义实验的话，那么，任何人以维护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来维护社会分化和官僚制度，甚至放弃某些社会主义的原则就也是说得通的。
由于"文化大革命"实验的失败，我们很难判定毛泽东的思路究竟是否成功了----这种思路是：以开放和释放矛盾的方式强化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内在结构。以开放矛盾的方式加强"集中化"，工业化，以"抓革命"来"促生产"-----"以造反和革命的方式进行统治"，不过意味着摸索和设想一种道路---以摆脱官僚制度和社会分化的方式，来进行高速工业化。------但是，有一点却是毛泽东思想所揭示的现代性社会的一种"描述性"的"真实"：现代社会是一个内在矛盾的社会，但是，其总体趋向却是趋于"集中化"。或者，现代社会是"集中化"的，充满矛盾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要反对的官僚制度和社会不平等，正是高速工业化的必然结果，而恰好不是工业化所能够消除的。
今天看来，仅仅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远远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解释困境。首先，对马克思主义做"现代化论"的理解十分成问题。因为马克思虽然认为现代工业化是社会进步的条件，但这并不意味这马克思对这种工业化的后果漠然视之。相反，马克思主义就是建立在对这个后果的文化的和政治的激烈批判之上的。马克思以这样的方式揭示了人类的现代困境(如果不是解决这个困境的话)，而声称"那段历史永远终结了"，不过是为了使我们忘记我们依旧处在那个历史的困境中不得其出的现实处境，这个困境就是中国现代性的困境。
毛泽东曾经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设计蓝图说："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样一种生动的政治局面。"------但是，今天这听起来就是对韦伯所描述的灰色的现代困境状态的乐观的，理想主义的玫瑰色的表述罢了。
如今，这种玫瑰色已经消退，看起来，剩下的依然是那种严酷的困境：在新的条件下的社会日益集中化，也制造出新的矛盾形式。
第五节关于其他研究成果的简单评论
但是----在毛泽东那里，在中国近30年的困境奋斗过去之后，剩下的，果真仅仅是这些吗？----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
尽管在这个特殊的研究领域里很少先例可循，但是，毕竟还是有一些特立独行的成果。这些成果令人信服的揭示出已有的社会主义实践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同时也与资本主义有关的那些"现代知识"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使有的学者认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既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那种"社会主义的"，当然也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一种"革命后"的特殊社会。
伊萨克多依切在他杰出的关于托洛茨基的传记中，揭示了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矛盾。他认为革命实际上只是"为经济上最落后的国家创造了最先进的社会组织形式。"----这其实就是革命创造的国家政权和制度形式。而从一开始，"落后的"现实就决定了这种"先进的社会组织形式"与原来的"社会"之间的对立关系。"因此，革命政权不得不违反大多数人的意志去保卫和发展自身，使官僚独裁取代社会主义民主成为可能。国家不但没有如马克思所设想的趋向消亡，而且执掌了空前强大的权力。"8
莫里斯迈斯纳，在他开创性的，远见卓识的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从"国家/社会"的关系入手，也认为社会主义革命造成的仅仅是一个孤立的"先进社会组织形式"----国家。这样的组织形式要存在下去，就不得不发展一种政党官僚组织来保卫自身。结果，这个国家由于废除了私有制的财产关系，当然不代表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但是，它也不是"工人控制生产资料，以及人民通过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者的自治'(任何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以控制国家。因为这样的前景既威胁着资本主义私有制，也同样威胁着政党官僚集团的权力和特权。"9即在特定的"国家/社会"关系中，蕴含着国家不"代表社会"，而是"控制社会"的可能性。
这些杰出的成果都发人深省的揭示出社会主义实践与资本主义的知识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知识的双重矛盾-----这种揭示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的问题仅仅是：为什么一种实践(甚至是从未有过的人类实践)一定要符合某种知识呢？因为上述这样一些精彩的看法，却无疑设定了某种准确的，没有内在矛盾的完美知识(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其他)。从而或多或少的，无形中把那种实践遇到的问题，等于没有完整的体现或遵循那些知识的结果。-----而这些知识，却都是18世纪以来。围绕着英国工业革命建立起来的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知识。
根据这些看法，正是由于或多或少的违背了这些知识，所以，那里的人民最终没有达到"自主"和"自立"----这些"正确的社会科学"知识表明：根据历史规律，工业化是不能绕过去的。因为它是社会进步的前提。换句话说，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实践失败的原因，在于"落后的现实"使那里的人民还没有"能力"实行民主----尽管这种能力首先是受工业化和经济程度限制，但是，更主要的是，在没有这种"经济能力"的社会进行民主实验，是违背了历史规律，这种历史规律是现代社会科学知识论证了的，结果，这种没有能力"自主"和"自治"首先表现为工业化能力和经济能力，而在它背后，更重要的恰恰表现为一种知识能力，他们没有能力理解或者必然"歪曲"无论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的，或者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民主"的正确知识。
但是，我本人并不为中国没有建成一种完美和理想的"社会主义制度"而自卑。毋宁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恰恰粉碎的是一种"制度拜物教"。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力量，不在于他解放了，或者重建了某种制度，而在于他解放和重建了现代中国人的心灵：他使自由，民主和人生来平等的伟大现代信念，深入到中国的每个角落和每个中国人心灵之中，甚至使古老和残暴的西藏奴隶制度因之土崩瓦解，他在这个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上，还中国人民以作人的尊严，使这里的人民昂起头来，把"敢想，敢作，敢实验"作为走自己的路的坚定信仰。无论历史会发生什么曲折，制度会发生怎样的沉浮，要想在中国人民心中抹掉民主，自由和公正的信念，几乎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毛泽东思想在这个意义上不与任何一种制度"共命运"，因为他已经在中国的土地上"深入人心"。---在这里，也许用得上印度当代杰出的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玛提亚森的格言：当代印度是"开放的制度，封闭的心灵"，而当代中国则是"封闭的制度，开放的心灵。"---这种"开放的心灵"就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是中国制度创新的动力，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遗产。
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历史的研究中，莫里斯迈斯纳是少有的严谨深邃的学者，在这方面，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向这位大师的贡献致敬。但是，迈斯纳把毛泽东称为"民粹主义者"还是令人困惑的。实际上，在不遗余力的在文化方面改造人民，特别是农民方面，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现代主义者。毛泽东对中国农民的落后和需要"教育"有充分的认识，他对知识青年"回乡"和"上山下乡"运动的支持造成了历史的创伤，但是后来中国农村80年代改革的主要带头人却是这些在毛泽东时代"文化"和意识上得到提高的新农民。毛泽东不遗余力的在中国农村推行马克思主义现代思想的举措，毛泽东的现代化作为，远不是"民粹主义"的作为。
如果说这种"民粹主义"是指毛泽东的平均主义压抑了创造性并且威胁了发展，这也许有一定道理，但是，一方面，与其说那个时代的问题是平等和平均造成的，不如说一个以平等为目标的社会运动为什么造成了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不平等-这才是毛泽东时代遗留的深刻问题。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无论从世界还是中国来看，毛泽东以后的发展，无论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所造成的社会的分配差距，是那个时代完全无法想象的，今天，即使是资产阶级的学者也承认，这种差距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最大威胁。---这种差距本身完全不能记在毛泽东的帐上是理所当然的。
实际上，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是西方内部矛盾的体现。要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必须正视它是发生在西方体系之外的事实。如果说欧洲的社会主义更强调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阶级问题，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却是与民族主义，而不是民粹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民族主义当然也是西方资本主义扩张的直接结果。是由于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加剧了民族竞争，从而使现代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开来。其中，最主要的结果是把世界划分为"中心"和"边缘"，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运动主要是在"边缘"发生的，它与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混合在一起是不奇怪的。----这表明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不能直接运用西方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或者国家/社会这样的单位，而必须更多的思考边缘地区的历史和现实，或者说，在阶级、国家、社会这些典型的欧洲概念之外，特别应该考虑民族的问题。由于中心/边缘的世界体系是一个不平等的体系，社会主义其实就处在这个不平等体系中，所以，选择和寻找不同于中心地区的发展道路，寻找一条看起来是偏离开经典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的道路，这甚至不是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而是由于它在世界体系的边缘处境所决定的。答案并不在经典的社会主义理论中，而在现代资本主义造成的世界体系的状况中。简单的说，因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平等和依附性，摆脱成为附庸的方式的唯一出路，在一定时期"就必须是采取民族经济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制度‘脱钩'(delinking)的方式。"10在这个意义上，从经典马克思主义思考中国的社会主义无可避免的具有先天缺陷。
今天，无论中国还是西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往往很少反思马克思主义与整个西方现代性理论的联系(在这方面，迈斯纳是一个重要的例外)，这种联系反映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对工业化的暧昧态度：既看到工业化的问题和后果，又认为工业化是不可避免的和具有进步意义的。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思想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矛盾，或者说过于强调它与现代知识体系的矛盾(看到这种矛盾无疑是正确的)，难免不去维护这种现代知识体系的正确性。于是，难免的是，对于西方的作者来说，在观察非西方的社会时，首先意味着"对于这样一个对象拥有这样一个知识，意味着去统治它，对其施加权威。权威在此指的是'我们'否认'它'，----东方国家有自主的能力，因为我们了解它。在某种意义上它正是按照我们所认识的方式存在。"11---在我看来，情况正是这样。尽管种种失误和困境的确揭示了某种失败，但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开创了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解放的新时代，一度修改了资本主义无限扩张的，殖民主义的世界版图。社会主义的实践，的确创造了一些摆脱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业化模式的经济积累和发展方式----包括"乡镇企业"这样的方式，而且毕竟在一个时期使中国人民获得了"主人翁"的意识----这种意识是真实的，----这种真实感只有在这种意识丧失之后，才会被深深的感受到。------正象那些国营大企业最终被官僚集团蚕食殆尽的今天，反抗官僚主义的呼声的消失才会被深深的感到一样。在这个意义上，曾经有过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实践不能被说成是毫无可取，甚至根源与一种"知识的错误"。
而且，我们为什么总是把一种实践的失败，归结为没有正确领会和忠实体系某种特定知识的实践的失败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反过来问：那种和实践溶为一体的知识，就是那么清白无辜吗？----毫无疑问，我们必须把"纯粹的知识"与"政治的知识"分开，我们必须关心和研究知识的问题---但是，由于现代政治是一种建立在现代知识谱系上的合理化的政治，一种科学的，知识化的政治，所以这才使知识的工作成为了更要负责任的一项困难的事业。
今天，我们尽可责备马克思没有正确预见工人阶级如何夺取政权，和能不能登上"历史舞台"，也可以责备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批判其结果是适得其反造成社会动乱。但是，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政治策略家可以按图索骥的教科书，根据这个来判断马克思灵还是不灵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马克思所说的革命与这种经济或政治的激变无关，---因为实际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废除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一刹那，马克思那个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其实就已经不存在了。对马克思理论革命性的理解必须脱离开这些教条，因为马克思主义首先意味着"人"的全部历史的革命，是"人"这种存在物定义的革命---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重新定义。如果就具体的，孤立的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学科里讨论问题，马克思当然有诸多未见之处，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核心是：它不仅仅是一个专门化的学科领域，而是有关整个人类存在问题的科学表述。---当我们指出马克思在学科"技术"方面的未见之处时，最不能忘记的却是：今天的专门化的学科，是否还象马克思那样，密切关注人类的生存状况，并为人类解放而斗争。在社会主义被抛弃之后，是否人类解放的呼吁和对理想社会的展望也被抛弃，被怀疑了呢？
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受到历史限制的，具有失误记录的失败实验。社会主义更是挣脱这种限制，开创人类合理，公正，民主的新社会的渴望----它不等于陈旧的历史的复制和日复一日的认同旧有的一切，这是前所未有的新事业。---毛泽东悲怆而自豪的说："我们正在走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道路。"
因为------"我为什么愿意写这样一部历史呢？只是因为我对过去感兴趣吗？如果这意味着从现在的角度写一部关于过去的历史，那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如果这意味着写一部现在的历史，那才是我的兴趣所在。"
雅克德里达说，我们都是马克思的"幽灵"，这意味着---我们都是我们自己的历史的幽灵。
注释
1汪晖《"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天涯》1998，6
2毛泽东《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人民日报》1951年，5月20日
3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1954年10月16日，原文是毛泽东写给政治局的，后公开发表。
4特里依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5初期《文艺报》每期都以大篇幅，以"文艺通讯"这个定期栏目，来介绍和推广这些活动。本章原来就这些活动曾经列表分析，但是限于篇幅，省略了这个表格。
6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中国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1页
7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第155页
8伊萨克多伊切《流亡的先知》，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555页
9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极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545页
10阿利夫德里克《弹性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见俞克平等编，《全球化悖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264页
11爱德华萨依德《东方学》三联书店，王宇根译，1999年，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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