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学诸子
——才看了点东西，新对近代史学产生一点兴趣，因此做点札记。
朱乌有
近代时候，中国学术亦是产生深刻变化的自觉之期。文艺和文学上的求新，是文化运动中前期的主要任务，而后期的整理国故是文化运动开出的另一条新河。这方面更多表现的史学的创新与打破对历史的旧有认识。其中文艺与国故上的创作与问题发展的转变，受到西方文化侵袭的外在为重，亦正是如此，才真正有了文化上的自觉性。
对于历史在学术上做深刻的反省，谋求在经文史学上僻除旧有的所谓正统的学术观念。在这里开第一刀的可以算是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而康有为所做的并非是从纯粹的转变学术观念。《孔子改制考》最大的意义是妄以学术来改变当下的帝王体制，其文的根本是从政治上考虑的。而从中我们更可能见到政治体制与学术的关系。要想在学术上有一个彻底个突破，必然要以突破政治为先。政治历来是学术上最大的障碍。我们从魏晋的风度中就能感受到这种政治与学术关系的紧密性。由此可论，学术是政治果核下的种子。
但是，康有为终究是不彻底的，他的学术不彻底，他的政治亦不彻底。其中的缘故可以说是政治的因素影响了康有为学术上的顾及。而康氏的得意门生却为此迈出了更远的一步。梁启超对中国近代的文化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的学术观念是很彻底的，并且为后来学者给予很大的启示意义。
梁启超在近代学术上堪称典范。他是近代学术上的一个转折人物。而王国维却可以说是最后一个旧学术的代表，而他有是对旧学有着超越的。梁启超的学术很大的成就是在理论的创新。而王国维更可以说是一个实践者。两者对近代学术发展是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胡适可以说是梁启超的引申，而陈寅恪则从王国维的身上见到了一种学术精神。他们对史学的发展可以说是近代史学的两条主线。在这两条主线中，以后的学者与史学的现状都是从此展开，由这两条主线而对历史做从此做了全面的梳理，和全新的学术观念在此确立。
他们以后，有傅斯年，顾颉刚，张荫麟，邓广铭等人还有所建树，并是我喜欢的，其余我觉得不足以论。尤其是钱穆是我所不喜欢的。而郭沫若等人的史学受到新的意识形态左右，大约他们的东西是一种意识形态史学罢亦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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